文/馬家駿

在《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亞高度概括了公元1600年左右英國的生活現(xiàn)實，揭露了當時英國社會的黑暗，抨擊了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無恥罪行。同時塑造了哈姆雷特這個光輝的人文主義者的形象，表現(xiàn)了莎士比亞高度的戲劇藝術才能，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

這個劇本所講的事跡，最早見于丹麥編年史家葛拉馬蒂克斯的《丹麥史》（1200年左右）。在年輕王子為父報仇而殺叔的故事中，表現(xiàn)出的是中世紀道德范疇的思想。16世紀70年代法國作家倍爾弗爾改編了這一故事；繼之，莎士比亞同時代的英國劇作家（相傳為湯姆斯·吉德）寫過關于哈姆雷特的劇本（約1589年），在倫敦上演。莎士比亞于1601年用這一題材創(chuàng)作了《哈姆雷特》，作者用新的人文主義觀點來處理王子復仇的問題，使流血的復仇劇變成了對時代矛盾作出高度的社會概括與哲學概括的悲劇。這種高度的概括，在劇中是通過中心人物哈姆雷特及其活動來體現(xiàn)的。作者的人文主義思想主要也是通過這一形象來體現(xiàn)的。

哈姆雷特在身份上，是12世紀丹麥的王子。然而，作家故意地讓12世紀的人去求學于16世紀作為人文主義堡壘的德國威登堡大學，讀16世紀英國作家托馬斯·摩爾寫的《烏托邦》一書。這個“時代的錯誤”說明，哈姆雷特在精神上實際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的典型。這是莎士比亞全部劇作中一位非常出色的形象。

這里“人文主義者”一詞是在借用意義上使用的。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主要是指與研究神學相異的的人文學的學者。這些學者通曉各種學問，反對宗教神學對人精神的控制，把人間世俗生活的合理追求作為人的權利來肯定，于是以人權抗拒神權、用人道反神道、以人性論代替宿命論的思想傳播開來，打破中世紀的封建禁錮，這樣客觀上就便利了資本主義生產民的旗幟在奮斗。我們習慣上把18,19世紀的人文主義譯成人道主義，而把14到16世紀的人道主義譯成人文主義，以示時代內容的區(qū)別。

我們說哈姆雷特是人文主義者的典型，不是說他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文學者，而是說他具有人文主義者的思想精神，他的奮斗同當時人文主義者的斗爭是同步的。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的導言中說：“這（按：指文藝復興）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那時，差不多沒有一個著名人物不曾作過長途的旅行，不會說四五種語言，不在幾個專業(yè)上放射出光芒。……他們的特征是他們幾乎全都處在時代運動中，在實際斗爭中生活著和活動著，站在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進行斗爭，一些人用舌和筆，一些人用劍，一些人則兩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們成為完人的那種性格上的完整和堅強。”①哈姆雷特在精神上，同達·芬奇、丟勒、馬基雅維利、路德是相近的。莎士比亞通過莪菲麗雅的口贊美哈姆雷特是“一世的英才，朝廷人士的眼睛，學者的舌頭，軍人的利劍，國家的期望和花朵，風流時尚的鏡子，文雅的典范，舉世矚目的中心”。的確，哈姆雷特是能文能武、多才多藝的人。從他同戲子的關系、對掘墓人的態(tài)度、同衛(wèi)兵的來往，也可以看出這是受廣大人民愛戴的王子。

在劇本開始時，哈姆雷特對世界、對生活有純潔美好的想法。他覺得天地是一幅大好框架，天空是一層鑲嵌了金黃色火點子的美麗的帳幕，而“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貴！力量是多么無窮！儀表和舉止是多么端整，多么出色！論行動，多么像天使！論智慧，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然而這種肯定人的作用的人文主義理想與現(xiàn)實發(fā)生了深刻的矛盾。他的父親死于非命，不到兩個月母親就又結了婚，自己的王位被叔父篡奪。他接觸到黑暗的現(xiàn)實，他懷疑“人”的價值。就在上述那段肯定“人”的獨白后半段，卻說“可是在我看來，這一個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人類不能使我發(fā)生興趣”。他的思想在矛盾中。開始他是要報個人的私仇。但是仇人卻是社會黑暗勢力的代表，封建統(tǒng)治使社會成為苦難的深淵。他認識到世界“是一所監(jiān)獄，里面有許多禁閉室、監(jiān)房、暗牢，丹麥是里面最壞的一間”，認識到“時代整個兒脫節(jié)了”。這種由個人仇恨向社會意識高度的提升是合乎邏輯的。有人說，哈姆雷特只是報私仇，又怎么說起了要擔負起“重新整頓乾坤”的重任？這是作者加上去的。其實，那些也是合乎人物性格邏輯的。因為：（1)哈姆雷特正是由于私仇和個人的不幸，才使他不再用天真的眼光看世界，不再把世界上什么都看得很美妙。從此，他更多注意社會的黑暗與不正義、不公平。這是自然的事。哈姆雷特憤慨于“誰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撻和譏嘲、壓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輕蔑的愛情的慘痛、法律的遷延、官吏的橫暴和費盡辛苦所換來的小人的鄙視”，是他實際生活觀察所得。不能說這就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第六十六首的翻版：“無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純潔的信義不幸而被人背棄，金冠可恥地戴在行尸的頭上，處女的貞操遭受暴徒的站辱”，而是詩人的概括。如果以為哈姆雷特對黑暗的控訴是詩人杜撰與移植的，那么哈姆雷特就成了“傳聲筒”，不是出自性格的控訴。還是應該如實地認識到：是哈姆雷特精神發(fā)展中對社會黑暗的觀察與控訴。(2)哈姆雷特的個人的仇人，正是人民的仇人，是封建專制暴君，是黑暗勢力的總代表。因此，他報私仇同重整乾坤是有聯(lián)系的。（3)哈姆雷特是人文主義者。固然，人文主義學說的核心是個人，但不能視哈姆雷特是幾百年后文學中的極端個人主義者。文藝復興時期先進的人文主義者要為社會進步做些貢獻、進行奮斗，并不都純然出于自私的目的。他的理想、意愿和行動，盡管有局限，但確實是真誠的。哈姆雷特愿意或者不得不承擔起重整乾坤的重擔，把替父報仇與改造現(xiàn)實結合起來，正表明著哈姆雷特這位人文主義者精神性格的可貴。

當然，哈姆雷特由報私仇到改造現(xiàn)實這一思想意愿的升華，不是直線的、順利的。他感到了黑暗勢力的強大，更感到自己力量的單薄。他內心的矛盾在加劇，甚至想到“生存還是毀滅”的問題。人文主義的內在矛盾交織在他內心矛盾之中：“要作到高貴，究竟該忍氣吞聲來忍受狂暴的命運矢石交攻呢？還是挺身反抗無邊的苦惱，掃它個干凈？”由哈姆雷特這種內心矛盾，我們也可以說，他對黑暗的控訴與下斗爭決心，是人物性格的組成因素，而不是詩人為拔高人物而付給他超乎邏輯的時代重任或填在人物嘴中以許多的詩人的豪言壯語。

哈姆雷特在內心斗爭中又決意挺身反抗；而這反抗又夾帶著內心的斗爭。那種把哈姆雷特的內心斗爭與決心反抗分成為前后兩個階段，認為后者為前者的結果，勢必割裂人物性格內在沖突與人物外部行為同反動勢力沖突二者的交織融合。重了前者，則把哈姆雷特看成軟弱的懦夫，把結局的反抗視為盲動。重了后者，則把哈姆雷特看成戰(zhàn)士。階段論的辯證發(fā)展觀就代替了復雜的、人物精神與行動二者之間的矛盾以及二者各自內部的矛盾的辯證統(tǒng)一。

哈姆雷特是思考者，也是行動者。他在孤軍進行反抗。不過，在強大的黑暗現(xiàn)實面前，他采取的是裝瘋的手段。這一方面顯示著人文主義者的孤單，另一方面也是人物聰明才智的顯現(xiàn)。裝瘋則既可以麻痹敵人，又便于窺探對方的虛實，相反，使敵人卻不了解己方的真?zhèn)巍Ｓ谑牵诿曰髷橙耍纸璋d狂，發(fā)出對黑暗社會的詛咒。然而，哈姆雷特在行動上并沒有具體步驟，他敢怒敢恨而不能及時動手。這種延宕，一方面是他深思熟慮，推求最佳復仇手段的表現(xiàn)，另一方面也是他性格弱點的表現(xiàn)。以為哈姆雷特的悲劇，只是時代的悲劇，是龐大黑暗勢力加害他、吞噬他的結果，這只是說對了一半。的確，哈姆雷特身上體現(xiàn)了歷史的必然要求和它在實際上不可能實現(xiàn)的悲劇沖突。但人文主義者中有同人民群眾密切聯(lián)系的英雄戰(zhàn)士如閔采爾，也有處在矛盾中、缺乏人民支持的，如胡登這類人。哈姆雷特不是被歷史家所描述的那種在斗爭旋渦中叱咤風云的人物，而是被藝術家所刻劃的形象。盡管后人理解這個人物是膽小鬼或英雄戰(zhàn)士各不相同，但莎士比亞刻劃的哈姆雷特不是單一性格傾向的簡單號筒。哈姆雷特既是時代造成的悲劇人物，但他內在缺點也是促成這場悲劇的原因。甚至連哈姆雷特自己也了解自己的弱點，他感到自己是“一個糊涂顢頇的家伙，垂頭喪氣……只會空言發(fā)牢騷”。哈姆雷特顧慮重重、苦悶、優(yōu)柔寡斷、猶豫不決，有偉大的抱負卻缺乏實際有效的行動。馬克思和恩格斯說：“不僅沒有丹麥王子的優(yōu)郁，而且也沒有王子本身”?，其中顯示著革命導師對哈姆雷特性格的這個方面的理解。王子和憂郁是緊密相聯(lián)的。王子的優(yōu)郁是哈姆雷特悲憤而軟弱的體現(xiàn)。這種悲憤與軟弱的特點概括了個人反抗者的某種典型特征。“哈姆雷特性格”就是指這一方面的特征，它已成了普通名詞。也可以說，哈姆雷特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多余的人”。至少，屠格涅夫的《希格雷縣的哈姆雷特》一文里，是這樣理解的。盡管只看重了哈姆雷特的軟弱一面，有片面性，但是說中了人物性格的某些特點。

哈姆雷特并不是“猶豫疑慮”這個概念的化身，也不是這種普遍人性的表現(xiàn)。他那些特性是性格的內容，是性格復雜性的一個方面。哈姆雷特性格之復雜，不僅在于有內在矛盾，也在于它是處在發(fā)展變化中的。哈姆雷特不是僅僅停留在憂郁上。現(xiàn)實在教育他，美的、丑的，都在教育著他。好朋友羅森克蘭茲背叛了友誼，情人莪菲麗雅也成了落后勢力的俘虜與工具；善良的藝術家們被排擠得到處漂泊，這使他震驚。到處是不公正，官吏在橫行，這使他忿恨。最后增加了他消滅罪惡、矯正時代的責任感，逐步在堅強起來。而此時，一場場驚心動魄的斗爭在包圍著他。他被打發(fā)去英國，卻鉆進別人設的圈套。待到在中途發(fā)現(xiàn)陰謀、鏟除奸王幫兇，返回丹麥，他豈能不振作起來？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為父報仇的行動，早就影響了他。哈姆雷特從率兵侵略波蘭的挪威王子身上吸取力量，從他人之英勇而深慚自己的無能，他豈不振奮起來？現(xiàn)實在逼著他走向戰(zhàn)斗。尤其在最后，自己受傷已無生存希望之際，哈姆雷特成為了不僅用舌戰(zhàn)斗、而且用劍戰(zhàn)斗的“巨人”，在劇烈地搏斗中消滅了集中代表罪惡的反動國王，連自己也同歸于盡，這是生活擺給他的斗爭之路、毀滅之路，而絕不是一時的沖動或盲動。哈姆雷特面對廣大無邊的黑暗現(xiàn)實，他就不能不曾經遲疑不決和最終去同敵人決一死戰(zhàn)。我們不能苛責他脫離反封建的廣大群眾和他貴族出身決定著的他性格的軟弱，而應該看到作為當時反抗舊勢力、探索實現(xiàn)其人生美好理想的道路的人文主義者，其形象是典型的。

歷來對哈姆雷特這個形象及其性格是有各種各樣的理解的。當然，下述一些理解，遠離莎士比亞，是不足為訓的。

18世紀俄國悲劇作家蘇馬羅科夫按他的理解，用莊嚴的古典主義詩句改編《哈姆雷特》，以愛情與孝道理性之間的沖突為主題。在這樣的悲劇里，真正害死哈姆雷特父親的是波隆紐斯。哈姆雷特為父報仇的孝道與對莪菲麗雅的愛情相沖突。反之，莪菲麗雅也處在對自己父親波隆紐斯的孝道同對哈姆雷特愛情沖突之中。劇的結尾是波隆紐斯自殺，哈姆雷特和莪菲麗雅結婚。這種戲是對高乃依《熙德》的拙劣的模仿。

20世紀30年代蘇聯(lián)藝術家阿吉莫夫一反傳統(tǒng)地理解哈姆雷特，把那位優(yōu)雅憂郁的“天鵝絨王子”改成了英勇逼人、精力充沛的樂天派和丹麥王位的奪權斗爭者。劇中的鬼魂，是哈姆雷特同霍拉旭兩人搞的騙局，為的是把馬塞勒斯和貝納陀拉到自己方面來。霍拉旭模仿鬼的聲音喊：“發(fā)誓！”每做得過火、有被馬塞勒斯識破的危險，哈姆雷特就踢他一腳，不高興地說：“安息吧，受難的靈魂！”這種刪去鬼魂迷信的革命活報劇，是開心的玩笑。哈姆雷特成了弄虛作假的極左派。

除了上述一類，近現(xiàn)代的學者、作家對哈姆雷特這個形象作了具體的分析和概括，提出有啟發(fā)性的見解，有助于后學者進一步深入研究這一典型形象。但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有些見解，難免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這樣一些見解是有代表性的：

19世紀英國浪漫派批評家威廉·赫士列特在《莎士比亞戲劇人物論》(1817）中說：“哈姆雷特只是個名字，他的言論談吐不過是詩人大腦隨便偽造的。那又怎么樣，難道不真實嗎？這些話和我們自己的思想一樣真實。而這些話的真實性是在讀者的頭腦中。我們就是哈姆雷特。這個戲具有一種先知的真理，這是高出于歷史的真理的。誰若因自己或別人的不幸變得多有思慮和憂郁，誰若是帶著一副沉思的愁眉，以為自己‘受了過多的太陽光照’；誰若曾看到白天那盞金紅的燈被自己胸中升起的愁霧遮蓋得暗淡無光，因而在眼前的世界中只看到一片空虛，其中沒有任何值得重視的事物；誰若是領受過‘失戀的痛苦，衙門的橫暴，埋頭苦干的大才被作威作福的小人一腳踢開去’；誰覺得他的思想消沉下去，哀愁像病魔那樣纏著他的心，他的希望受到摧殘，他的青春被怪異事物的鬼魂弄得躊躇不寧；誰若看到罪惡像鬼似地在左右周旋而寧靜不下來；誰的行動能力被思想所消蝕，誰若以為宇宙是無限的，而自己算不了什么；誰若因心靈的仇恨痛苦而不計后果，誰若把看戲當作推開、挪開人生種種罪惡的最好辦法，把戲當作表現(xiàn)罪惡來嘲弄罪惡的一種辦法—一誰就是真正的哈姆雷特。”?這種主觀的評價，用讀者或觀眾的感受與共鳴代替了對人物的客觀評論。這無異于說，哈姆雷特的憂郁、煩愁、消沉、躊躇，是普遍人性的表現(xiàn)。

德國大詩人歌德在他的長篇小說《威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1795)中，寫主人公參加劇團，準備上演《哈姆雷特》，對哈姆雷特這個人物進行了分析，其實是作者歌德對這個人物的評價：“現(xiàn)在他真感到意氣消沉，現(xiàn)在才真感到孤獨，世界上沒有一種幸福能夠補償他的損失。他的天性不是悲哀的，不是沉思的，所以悲哀和沉思成為他沉重的負擔。……我們看見什么樣的一個人在我們面前呢？是一個迫切要報仇雪恨的青年英雄呢？還是一個天生的王子，他為了要和篡取他的王冠的叔父決斗而感到幸福呢？都不是！驚愕和憂郁襲擊這個寂寞的人；……‘時代整個兒脫節(jié)了；啊，真糟，天生偏要我把它重新整好！’我以為這句話是哈姆雷特全部行動的關鍵，我覺得很明顯，莎士比亞要描寫：一件偉大的事業(yè)擔負在一個不能勝任的人的身上。……一個美麗、純潔、高貴而道德高尚的人，他沒有堅強的毅力使他成為英雄，卻在一個重擔下毀滅了，這重擔他既不能掮起，也不能放下；每個責任對他都是神圣的，這個責任卻是太沉重了。他被要求去做不可能的事，這事的本身不是不可能的，但對于他卻是不可能的。他是怎樣地徘徊、輾轉、恐懼、進退維谷，總是觸景生情，總是回憶過去，最后幾乎失卻他面前的目標，可是再也不能變得快樂了。”④歌德的見解，是典型的“哈姆雷特軟弱”論。這顯然只說了哈姆雷特性格的一個方面，而且更多是說了前幾幕哈姆雷特的表現(xiàn)。它和哈姆雷特后來畢竟奮起搏斗的實際情況，是有出人的。

19世紀俄國杰出的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反對歌德的“軟弱說”，指出：“意志的軟弱并不是基本的概念，卻只是另外一個更普遍、更深刻的概念的表現(xiàn)，—一這就是分裂的概念。”別林斯基這篇分析莫恰洛夫扮演哈姆雷特這一角色的論文《莎士比亞的劇本<哈姆雷特>》（1838），從黑格爾的“正一反一合”的唯心辯證法出發(fā)，探討哈姆雷特的矛盾分裂：“哈姆雷特表現(xiàn)了精神的軟弱，這固然是事實；可是必須知道，這軟弱是什么意思。它是分裂，是從幼稚的、不自覺的精神的和諧與自我享樂走向不和諧與斗爭去的過渡，而不和諧與斗爭又是走向雄偉的、自覺的精神和諧與自我享樂的過渡的必要條件。……這便是哈姆雷特的概念：意志的軟弱，但這只是分裂的結果，卻不是他的天性所造成的。從天性上說，哈姆雷特是一個強有力的人，他的憤怒的譏刺，他的一剎那的情感發(fā)作，他和母親談話時的充滿熱情的狂暴議論，對叔父的傲慢的蔑視和無法掩蓋的憎惡—一這一切都證明他精力充沛，靈魂偉大。”⑤別林斯基把軟弱只看成哈姆雷特性格發(fā)展三個階段中的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的過渡。而從結局上看，哈姆雷特走向雄偉悲壯的光輝境界；從天性上看，哈姆雷特本質是英雄戰(zhàn)士。別林斯基所推祟的“莫恰洛夫創(chuàng)造了一個頑強的、富有反抗性的哈姆雷特。這個角色在他演起來完全成為一種發(fā)自內心的雄壯的呼聲，一種反抗到處看到的不平和要求自由的呼聲。觀眾，特別是年青人，一再用暴風雨般的掌聲打斷他的臺詞”。⑥幾乎一百年后，1942年在戰(zhàn)爭斯間，阿爾明尼亞演員瓦格爾珊演出的“哈姆雷特是非常樂觀的。他扮演出來的哈姆雷特是一個手里拿著明亮寶劍的勇敢戰(zhàn)士。……‘拿起武器來反抗無邊的苦難’。甚至在他把約里克的骷髏拾起來拿在手里的那一場，他也……沒有陷人人必有死的憂思之中。……他回想起快樂的童年（約里克曾背過童年的哈姆雷特）而平靜地、快樂地笑著。”⑦這種把哈姆雷特理解為天性強有力的樂觀勇敢的英勇戰(zhàn)士，也就把性格復雜的人物簡單化了。

至于屠格涅夫說哈姆雷特是“自我分析和利己主義，因而就缺乏信仰。他整個是為自己而生存，他是一個利己主義者，……他是一個懷疑主義者，永遠為自己忙忙碌碌”；⑧托爾斯泰說“這個主要人物沒有任何性格，……莎士比亞不能、而且也不想賦與哈姆雷特以任何性格”⑨，這些顯然是偏頗的。

而弗洛伊德從性變態(tài)心理學說出發(fā)說哈姆雷特有戀母情結，因而殺死情敵克勞迪斯，是個淫瘋子，這就更值不得去提它了，其荒謬是人們一看便知的。

韓愈的詩寫道：“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同樣，莎士比亞刻劃哈姆雷特形象的宏文，或譽之，或毀之，不會使它增光，也不會損傷它半根毫毛。哈姆雷特究竟是懦夫，是戰(zhàn)士，還是其他？或者什么都不是？仍可爭論不休。只要不從已有成見而從劇本實際出發(fā)，不從個別字句或場面而從全劇出發(fā)，議論總是會逐漸與哈姆雷特形象本身吻合起來。

[注]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45-446頁。

?《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中譯本第2卷第155頁。

?見《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第九期，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出版。

④見《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第三期，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出版。

⑤見《別林斯基選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431-432頁。

⑥莫洛佐夫：《莎士比亞在蘇聯(lián)》，平明出版社1953年版第10頁。

⑦同上

⑧屠格涅夫1860年寫的《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見《文藝理論譯叢》1958年第3期。

⑨見《莎士比亞評論匯編》上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515頁。

（刊于《西安教育學院學報》1997年第四期）

（注：本文作者已經授權本頭條）

（馬家駿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現(xiàn)為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戲劇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電影家協(xié)會會員、陜西省外國文學學會名譽會長（原會長）、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原理事、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原理事、陜西省高等學校戲曲研究會原會長、陜西詩詞學會原顧問、陜西省社會科學學會聯(lián)合會原常務理事、陜西省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先進個人、陜西省教書育人先進教師等，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獨著有《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美學史的新階段》、《詩歌探藝》、《世界文學探究》等12種；與女兒馬曉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學真髓》、《西洋戲劇史》等4種；主編有《世界文學史》（3卷）、《高爾基創(chuàng)作研究》等9種；編輯有《歐美現(xiàn)代派文學30講》等4種；參編合著有《馬列文論百題》、《文化學研究方法》、《東方文學50講》、《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等40多種。

名列《中國作家大辭典》、《中華詩人大辭典》、《中國社會科學學者大辭典》、劍橋《國際傳記辭典》（英文第27版）、俄羅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國外俄羅斯學專家名錄》（俄文版）、《陜西百年文藝經典》等40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