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研究發現:疫情導致心理問題“非常普遍”)
自今年1月放寒假以來,家住北京朝陽區的大學生孟曉涵已上網課10個月,期間只有極少數幾次回學校上課。
青春叛逆期的孩子,他的心理發展特征是自我同一性與角色混亂,左養右學教育賴頌強在講孩子心理建設的直播課里面有詳細的講解,面對青春叛逆期的孩子,家長如何系統的去幫孩子做好心理建設,陪伴孩子順利度過青春期,這是每一個家長必學的課題,家長你認可嗎?
“我覺得我的人生在2019年年底停擺了,到現在都沒有重啟。”11月下旬一天晚上,她與大學朋友打電話,接通一瞬間,兩人就開始隔著電話“抱頭痛哭”,她們聊了一個半小時,互相傾述內心的壓抑感與節奏錯亂的大學生活。那晚,她睡得不好,睡眠只持續三個小時。
孟曉涵是北京一所211大學的大三學生。隨著今年疫情形勢的嚴峻及波及面的廣泛,與很多高校一樣,孟曉涵所在學校全體學生上半年沒有返校,線上完成了春季學期的學習;秋季學期9月5日開學、返校,卻很快因為出現一例感染者,學校繼續封控。之后,學校解封后,學生出校需審批報備。11月中下旬,因北京出現疫情反彈,學校通知學生,希望大家盡快回家。
“今年我只上了6次線下課。我的感覺就是,當生活秩序停擺的時候,我的精神也停擺了。不管是回校上課還是居家期間,我都無法做一些讓自己快樂、充實的事情,我只想躺著。”她說。
12月7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印發優化疫情防控新十條,提出各地各校要堅決落實科學精準防控要求,沒有疫情的學校要開展正常的線下教學活動,有疫情的學校要精準劃定風險區域,風險區域外仍要保證正常的教學、生活等秩序。
隨著這場大流行持續,新冠疫情之下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已成為全球性問題。比如,在英國,根據《衛報》今年5月份的報道,來自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的最新數據顯示,遭遇心理問題、正在治療或者等待治療的兒童與青少年2月份已經達到了42萬人,達到2016年以來的最高記錄。
在美國,根據美國疾控中心數據,與2019年相比,2020年12~17歲青少年因心理健康原因就診比例增加了31%;此外,青春期女孩中,因進食障礙就診人數增加了一倍,因抽動障礙就診人數增加了兩倍。
焦慮與抑郁感何來?
孟曉涵這一屆學生的大學生活開始于2020年。18歲生日時,她剛剛邁入大一,她在家里自己的書桌前許愿,希望疫情盡快消失,但當她已經20歲時,愿望依然沒有實現,而她的精神狀況卻日漸惡化。
她11月25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雖然手上還有4、5個期末作業要趕,但自己卻無法集中注意力,只要坐下來,就感到抑制不住地想哭泣,“昨天基本上一直在哭,今天也覺得很崩潰”。更為嚴重的是,她已經出現了一些輕生的念頭。
據孟曉涵觀察,她認識的同學和朋友中,這種精神狀態不健康的現象不是孤例。她的一個朋友前一段時間已經診斷出患上了嚴重的焦慮和抑郁癥,并伴有非常明顯的失眠、胃痛。
疫情對大學生的影響是很具體的,這些影響也成為他們焦慮的主要壓力源。今年4月份,復旦大學大三學生劉萌原本打算報名6月份的英語四六級考試,但是該考試因疫情原因延期之后,到現在也不確定何時可以恢復,這讓她無法安排備考時間。11月28日、29日,北京、黑龍江先后通知原定于12月10日舉行的2022年下半年全國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延期。
因為轉為線上授課,期末考查的形式也發生了變化,從考試變為交期末論文。對劉萌來說,意味著要在一個月時間內完成10篇論文,學業壓力陡增。她說,有時候趕作業,可能到凌晨三四點才休息,此前每兩天做一次核酸,使得前一天再晚睡,也要在早上6、7點起床做核酸,打亂了個人作息。所有這些變化,都讓劉萌陷入到持續焦慮中。
據世界衛生組織2022年3月發布的科學簡報,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慮和抑郁發生率大幅增加了25%。百度指數顯示,今年3月以來,上海居民對“心理咨詢”的搜索激增。最近一個月,“心理咨詢”熱度大概同比上升了250%。
新冠疫情正在掀起一場心理及精神層面的危機。“疫情或者是災難事件,影響的絕不僅限于直接受災的那些人或者被感染者。”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兒童精神醫學首席專家、主任醫生鄭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對新冠疫情來說,被隔離的、居家的、不能正常上學的人群,都屬于受到影響的人,可以說疫情帶來的心理震動波及所有人。
鄭毅指出,與國際同行的交流中,大家已達成共識,新冠疫情持續的時間如此之久,對精神和心理層面的負面作用,已從當下過渡到長期。對災難性事件來說,急性期影響可能是一些災難性的無助、生活無規律等各方面的混亂狀態;長期來說,可能會出現情感交流的障礙、記憶力變差等,甚至會出現一些生理性的影響,比如肥胖、腎上腺皮質激素等內分泌功能的紊亂、大腦發育的異常等。
青少年是更為脆弱的群體。鄭毅在臨床中觀察到,就診者主要分為兩類,小學生以行為問題比較突出,比如注意力集中問題、攻擊行為、交往困難等,年齡大一些的青少年,則主要是表現為焦慮、抑郁、網絡成癮問題等。今年4月,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院長陸林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醫院這兩年因心理疾患就診的病人中,青少年增加了30%。
2019~2021年,全國普通本科、職業本專科共招生超過2800萬人。這2800余萬名“00后”,被稱作“疫情時代的大學生”。若計入在校生,全國受疫情潛在影響高校生可達6000萬人。陸林等學者在2021年發表的一篇論文,旨在評估大流行期間,學校長期停課情況下,學生心理健康和自殺行為的風險因素。從2020年6月~7月調查武漢30所高校1.1萬余名大學生的情況來看,學生抑郁癥狀發生率高達41.5%,焦慮癥狀32.58%,失眠癥狀35%。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彭凱平今年4月接受媒體采訪時介紹,2021年11月份,他的團隊調查了三十多萬名中國的中小學生,發現因心理問題導致的傷害上升了很多,孩子們出現“四無”心理:學習無動力,沒有家長和老師逼著就不愛讀書;對真實世界無興趣,沉迷于游戲、各種社交媒體;社交無能力;以及對生命價值無感受。
2021年,來自加拿大的學者對包括全球8萬余名未成年人的29項研究進行薈萃發現,2020年1月到2021年2月期間,在臨床中觀察到,未成年人抑郁和焦慮癥狀的總患病率約分別增加了25.2%和20.5%;這一群體中,與大流行前的估計值相比,患病率翻了一番。對統計方法進一步改進后顯示,大流行后期,年齡較大的青少年、女孩患病率更高。這篇文章2021年8月發表在《美國醫學會期刊》上。
“心理脆弱”人群遭遇外在沖擊
中華預防醫學會精神衛生分會主任委員、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黨委書記謝斌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青少年在精神心理衛生領域,原本就被劃分為“心理脆弱”人群,因為他們處在成長過程中,不斷產生適應性的行為,對外界變化更加敏感;而且他們所處的人生階段,正好在情緒和體力方面都比較充沛。這種情況下,疫情的暴發、相關的防疫措施及居家學習等外在事件,客觀上加重了環境帶來的心理應激。
鄭毅也指出,疫情居家情況下,青少年群體缺乏同齡人的交流、支持,充沛的精力和敏感的情緒難以得到疏導,獨處情況下情緒容易失控。此外,大學生群體除了要面臨疫情限制帶來的壓抑、學業壓力等,還要開始考慮自我探索、畢業之后的前途等問題,在就業機會減少背景下,他們感到的困難和困惑就更多。
今年6月,世界衛生組織的文章中寫道,由于中小學和大學長期關閉,年輕人很容易受到社交孤立和交往脫節的影響;對一些兒童青少年來說,被迫待在家里可能會增加家庭緊張感或被虐待的風險,這些都是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因素。
2021年,一篇發表在《神經精神藥理學與生物精神病學進展》上的文章指出,人類本質上是社會性的。從進化角度來看,社會紐帶的形成是人類生存的基礎,也是保證健康的認知、情感、內分泌和免疫發育的基礎。正常情況下,保持社交距離對人類說來是不自然的。
這篇論文進一步闡述,對于青少年來說,其中樞神經系統處于一個脆弱的發育窗口期,在關鍵時期發生任何應激性挑戰,都可能引發短期和長期的認知和行為損害。縱向研究表明,青春期社會孤立等心理壓力源的存在,與生命后期高水平的C反應蛋白顯著相關。C反應蛋白是一種常見且易檢測的炎癥指標,表明身體對“有毒壓力”的反應。
意識到新冠疫情可能會給人們的心理造成顯著壓力,華南師范大學特聘研究員袁杰所在的心理學院,早在2020年初便開通“心晴熱線”,為受疫情影響的公眾提供心理援助。今年11月,在廣州疫情形勢最為嚴峻的時期,華南師范大學“心晴熱線”又增加了一條熱線。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疫情對學生家庭的影響非常大,他的團隊接到很多學生家長和學生的求助電話。
比如,一個典型的來電求助者是這樣的:一位高三的女生,本就面臨著高考沉重的學業壓力,居家上課之后,還要處理和父母之間的緊張的關系……所有這些都堆到了一起,讓這個學生難以承受和排解。
如果將一個人的心理承受力與抗壓性比作“心理免疫力”,那么,謝斌指出,決定這種心理韌性的建設是多方面的,包括個性特質和認知模式、家庭環境、人際交往及社會支持網絡等。家長、同伴、同學、學校等要素,構成了一個青少年比較核心的生態系統,里面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都可能會對學生心理健康問題走向帶來非常重要的影響。
加重青少年疫情期間心理問題的一大因素,謝斌指出,就是成年人,尤其是家長。他們本身在疫情中就面臨著各種心理問題,比如焦慮、恐慌、對生活的不滿等,這些負面情緒容易傳導到青少年身上,使得他們產生“感應性的焦慮抑郁”。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兒童精神科醫生林紅曾多次參與過災后心理危機干預指導,也專門赴澳大利亞學習過災難精神衛生。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在訪談和了解災后受影響的孩子時發現,即便都遭遇同一個公共應激事件,此前家庭支持較好、生命經歷較健康的孩子,有更好的應對心理危機的能力。與之相對,一些青少年可能之前就有心理健康問題或者苗頭,疫情背景下,心理問題更容易被激發和加重。
“心晴熱線”的來電里,最多的是家長。疫情期間,他們發現孩子有許多情緒和行為方面的問題,比如過分沉迷于手機,把自己關在房間、拒絕溝通等。袁杰說,家庭里,大家原來相安無事,居家隔離時會在一起,學生與父母間的一些沖突容易被放大,產生對立緊張的家庭關系,甚至爆發激烈的對抗。
上海教育科學研究院楊彥平學者2022年4月初對上海1600余個青少年家庭開展了線上調查,發現在上海疫情最為嚴峻的4月,因為長時間居家,親子關系不和諧的比例明顯高于前兩年。“關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問題,要先從解決父母的情緒問題著手。”
從政策到家庭的全方位應對
“新冠疫情帶來的心理健康危機,尤其是對青少年的沖擊,已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而不僅是臨床治療問題。”鄭毅指出,這就需要從政策、教育體系、醫療系統,甚至生活方式等多個層面來共同努力。
《華爾街日報》在10月30日的報道中指出,在美國,一些學校利用心理健康篩查來決定班級或者全校的課程,比如增添一些關于如何做決策、調節情緒等技能的課程。美國全國學校心理學家協會心理學家希拉·德賽說,家長會被告知學校將組織評估活動,他們能夠查看量表所設置的問題,也可以不支持所開展的評估。
2021年開始,馬薩諸塞州的梅蘇恩公立學校,在5~12年級的學生中開展創傷后應激癥狀篩查,該校此前已經對學生們的焦慮和抑郁進行了評估。學區心理健康與行為服務主任約翰·克羅克認為,篩查以及隨后的干預,有可能防止更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發生。
該學區的篩查結果顯示,約38%的高中生在評估中顯示出中度到重度的創傷后壓力癥狀。學生們隨后被邀請參加學校的治療小組,或接受學校心理咨詢師、心理學學者和社會工作者的一對一治療。此外,該地區還為學校心理健康工作人員額外提供了處理創傷的培訓。
學校層面,謝斌特別提到,原來的一些課程設置、教學進度要求、考試安排等等,也要根據疫情變化進行相應調整,以減輕學生和教師的壓力。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兒童精神科醫生林紅指出,學校與社會很重要,但是往往更多關注群體,要減緩疫情對兒童青少年的精神與心理健康影響,非常關鍵的是家長的參與。
謝斌建議,學生在長期居家的情況下,父母要對孩子的行為更寬容,多一些接納,如果什么都看不慣、想要糾正,可能適得其反;另外,在跟孩子相處的時候,要注意自身的言行,為孩子適當屏蔽一些負面信息,更不要在無意間把自身的壓力轉移給孩子。
此外,林紅還給出了一些較具體的建議,比如,父母要關心孩子的飲食、作息、睡眠,因為健康的生理狀態是良好精神狀態的基礎。空間上,家庭成員間最好保有各自獨立空間,父母尤其不要隨意進入孩子的房間,會讓對方感覺被監視、不信任。
今年10月發表在《分子精神病學》的一篇題為《多吃發酵食品和纖維,可顯著降低壓力水平》的論文顯示,每日多攝入發酵食物和膳食纖維,堅持4周,可以顯著緩解精神壓力。45位受試者被分為兩組,在4周時間內采用兩種不同的飲食方案。其中一半受試者在飲食中增加了纖維和發酵食品的比例,比如泡菜、酸奶、奶酪等。實驗結束后,相比于對照組,實驗組報告稱感受的壓力下降了。這種有益于精神健康的飲食策略被稱作“精神益生菌飲食”。
近年來, 政府層面也越來越重視學生群體的心理健康問題。2021年,經中編辦批復同意,國家心理健康和精神衛生防治中心成立,屬于國家衛健委的直屬事業單位。這一年,教育部關于加強學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確要求,中小學校每年面向小學高年級、初中、高中開展一次心理健康測評,推動建立“一生一策”學生心理健康成長檔案。今年,教育部開展了“全國教師心理健康教育能力提升行動”,為教師實施心理健康篩查、義診,同時進行相關心理健康教育培訓。
綠蘿心數是國內知名的一家心理服務機構,成立于2018年,目前已經為1.5萬余所學校提供心理健康服務。該公司主要解決兩方面問題:一是幫助學校把有心理健康隱患的孩子篩查出來,并進行一系列干預,幫助其解決問題;二是幫助中小學培養心理健康的骨干隊伍,解決大部分中小學心理健康工作缺位或人員短缺問題。
綠蘿心數總裁王勉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疫情期間,全國各地對青少年心理健康以及教師群體的情緒調適做了大量工作,也提供親子關系維護等多方面的培訓。”
不過,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目前中國仍然有很多短板。究其原因,從事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的北京師范大學李亦菲教授分析,一是公眾對心理健康的認識存在誤區;二是學校從事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的專業人員匱乏;三是社會心理服務機構的作用沒有被充分的發動起來。
實際上,“封控”之后,劉萌所在學校也并非沒有關注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學校當時給任課老師、輔導員都強調,要教職員工課上課下多關心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態,學校也開設了心理咨詢的公眾號,以及提供心理咨詢的通道。不過,在劉萌看來,她的心理問題不是幾次心理咨詢就能解決的,因為她面臨的是具體的、實際的困擾。
“我覺得我很難再去做一個很長期的計劃了,因為我對明天會發生什么一無所知。”她說,比如,自己需要決定以后是讀研、出國留學還是找工作,但是以留學來說,現在雅思、托福等語言考試反復被取消,也就無法安排什么時候開始備考,這些都會帶來持久性壓力。
謝斌強調,疫情對于社會心理的影響,其實很大一部分就來自于不確定性。在教育、政策層面,今后要盡可能提高可預測性和穩定感,比如說升學考試的安排,這樣學生能夠有相應心理預期,出現心理問題的風險也就會減小。
一位高校心理咨詢師今年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談及,校園如何制定具體的防疫政策,與學生溝通是否順暢,是影響學生心態變動的重要外因——對學生和其他校內人員“差別封校”、擅自制造硬隔離“加碼封校”或防疫流于一刀切、形式化,都可能在短期內引發學生情緒波動。
“疫情帶來的是一種集體性的心理創傷,所有人都會卷入其中。”林紅說,但具體到個人來說,在疫情中受到的影響大小、心理的韌性和彈性,又取決于每個人的先天基因與生理情況、家庭養育環境、校園經歷與社會的整體情況。
一些學者指出,實際上,疫情是危也是機,如果能夠為孩子們創造一個比較好的環境,可能當下的困難反而會培養他們抗挫折、面對逆境的能力,讓其內心未來會更加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