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偷錢,就只能送派出所了嗎（孩子偷錢,就只能送派出所了嗎為什么）
青春叛逆期的孩子，他的心理發展特征是自我同一性與角色混亂，左養右學教育賴頌強在講孩子心理建設的直播課里面有詳細的講解，面對青春叛逆期的孩子，家長如何系統的去幫孩子做好心理建設，陪伴孩子順利度過青春期，這是每一個家長必學的課題，家長你認可嗎？
父母如果不能尋找更多背景信息，忽視關鍵的矛盾點，急于消滅偷竊行為，結果很可能是把孩子逼向了更危險的方向。
孩子偷錢，對父母來說可不是一件小事情。這不，江蘇的一對父母就因為孩子偷拿了家里的100塊錢，直接把他送進了派出所——“讓警察來管你！”。
事情原委是這樣的，兒子要去同學家玩，但又不好意思空手去，于是就偷拿了爸媽的100塊錢。父母知道后，直接把他拎到了派出所，要求警察把他抓起來。
警察哭笑不得，認為家長的這種做法欠妥。他對孩子進行了教育后，孩子向父母道了歉，并歸還了剩余的50塊錢。同時家長和男孩進行溝通, 達成孩子做家務換零用錢的協議。
類似新聞不是第一次發生，搜索相關新聞，你會發現，“上派出所自首”儼然成為一些家長的解決模板。
雖然有網友對父母們的做法提出異議，但是仍有大量網友支持父母的做法，認為“小時偷針，長大偷金”，必須把這些不好的小毛病扼殺在搖籃中，教育孩子敬畏法律。
透過這一引發熱議的新聞事件，不難看出，這樣的教育思路在我們的家庭中是比較常見的。
過度道德化評價，激增父母的無助
“現在偷錢，長大了豈不是要無法無天，那個時候可就真晚了。”家有12歲孩子的媽媽亞萍說，她最怕的是孩子學壞。“有一次，我發現她用我的手機微信轉賬給自己，還刪掉記錄，想蒙混過關。那一刻，我真的是雞皮疙瘩都起來了。雖然錢不多，但是害怕的就是這種惡行。”
“我和她爸爸商量，覺得這件事情不能糊弄過去，必須嚴肅對待。可是孩子半大不小的，不像小時候打一頓、罵一頓就聽了。她一副臉皮厚的樣子，還嫌我嘮叨。”亞萍說，不知道該怎么做才能讓孩子知道這件事情的嚴重性，所以她挺理解這些父母的做法。
“他們也是沒有辦法了，但凡覺得有辦法，都不會真送孩子進派出所找警察。肯定是又無助又著急，害怕再不管，孩子就毀了。”亞萍雖然沒有把女兒送到派出所，不過也搬出了警察叔叔救場：“你必須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我們管不了你，以后就只能讓警察來管你，進了監獄，你這輩子就毀了！”
被孩子的錯誤行為激怒的無助父母使出了“終極大招”——警察，希望孩子可以在恐懼和羞恥中做出改變。
當然，這只是一廂情愿的希望，并沒有變成美好的現實。難怪警察叔叔要喊話：家長們可別再這么干了。
產生新洞察：“壞行為”或不只屬于道德領域
20世紀80年代，Turiel等人在柯爾伯格道德認知發展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社會認知領域理論，該理論提醒人們，不要把許多我們不認可的行為都看作是道德領域的事情，并進行絕對化的評判。
當大人把視野限制在一個狹窄的范圍內，目光只盯在孩子的錯誤行為，并貼上道德標簽時，他們就容易相信這個壞行為可以準確預測未來的可怕局面。恐懼、憤怒、無助的情緒被點燃，尋找的解決方案也通常指向：如何盡快消滅孩子的錯誤行為。壞孩子標簽并不能解決真正的問題，相反還可能形成糟糕的自我意識。
瑪格麗特·戴維森在1974年所寫的《九只海豚的故事》被列入美國芝加哥小學的閱讀活動中，以幫助孩子們理解公平公正的道德概念。有意思的是，故事里的人類——“水族館館長”，頗像我們這些家長。
這個故事真實發生在圣地亞哥。一個水族館引進了一頭巨頭鯨，并把它放在池中與海豚一起生活。最初一切順利，不久后，巨頭鯨開始用自己的鼻子攻擊海豚。館長決定從水池中抽出一些水，這樣海豚可以游來游去，而巨頭鯨則失去了玩水的權利和機會，就像做錯事的小孩被要求面壁或者剝奪玩耍機會。
該懲罰措施實施以后，巨頭鯨變得非常害怕，并且發出了奇怪的聲音。海豚們聽到巨頭鯨的哭泣聲都過來安慰它。當館長恢復原來的水量后，巨頭鯨就再也沒有攻擊過海豚了。
道德課程的老師們設計了一些有意思的問題以引發思考和探索：
當我們了解到巨頭鯨攻擊海豚是因為害怕，它是這個水族館里唯一的一頭鯨魚，沒有其他的鯨魚伙伴這些信息后，你有什么新的感受？
你是否也曾經有過到了一個新地方卻沒有其他朋友的情況，你當時的感受是什么？
如果你了解了這一切，你還會認為館長的懲罰性措施是有效的，是對巨頭鯨公平的嗎？
海豚用了什么方法幫助巨頭鯨不那么害怕？
如果巨頭鯨不那么害怕，它還會欺負其他動物嗎？
這一課程堪稱經典，它擺脫了道德教育的刻板和單方面強制性輸入，引發人們去重新思考“壞行為”，搜集更多的環境背景資料，探究可能的動機，找到多元的問題解決方案。
事實上，社會認知領域理論的研究者發現，在眾多不被認可的行為中，有些的確屬于道德領域，有些屬于與當下規則的沖撞，是不同而非不好，有些則屬于個人發展自我感的領域，這是需要進行區分的。
偷竊，毋庸置疑屬于道德領域，但是它是否僅僅屬于道德領域，以及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需要人們打開更大的視角。比如：家庭是否公平地考慮到青春期孩子獲取金錢的渠道？是否考慮到青春期孩子使用零花錢以融入同伴群體的強烈需要？
方法：放棄隔離，感同身受“壞行為”
當然，習慣了用懲罰和恐嚇對待“壞行為”的大人，要這么做是不容易的。
心理學家們發現，當人們厭惡自己身上出現的某個特點和行為，比如膽怯、貪婪、偷盜時，會采用隔離的方式，讓自己意識不到它們的存在，以防御內心的焦慮感和羞恥感。比如，小時候曾經偷竊過的父母在懲罰孩子時，可能完全忘了自己也曾有過的經歷和體驗，不能理解孩子為什么這么做。
道德發展研究者提供了一個好用的方法——設想自己的屁股坐在對方的位置上，把對方不好的行為放置在自己身上，去感同身受地思考和理解。
比如：回憶自己小時候是否也有過偷竊行為？
許多小朋友都干過一些偷竊行為，但這并不表示未來我們必然會成為違法犯罪的人。無論是真正的罪犯還是沒有違法的我們，童年和少年時期都可能會犯一些錯誤。影響最終犯罪的因素是多樣的，這種覺察可以讓我們扭轉認知偏差，不那么容易被孩子的“偷竊”嚇壞。
比如：回憶自己小時候做錯事情背后的原因。
孩子不會無緣無故地做某件錯事，如果我們肯去了解，一定會發現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如文章開頭所提到的，偷了父母100元錢的孩子是因為要參加同學的聚會，亞萍的女兒偷錢是因為想買盲盒，而媽媽亞萍認為買盲盒不劃算，是愚蠢的花錢方式。
10多歲的孩子正處于融入群體、獲得自我身份感的階段，他們知道偷是不好的，但是除了偷又找不到其他方法掙錢，只好鋌而走險。父母如果不能看見關鍵的矛盾點，急于消滅偷竊行為，結果很可能是把孩子逼向了更危險的方向。
比如：回憶自己在做錯事情后被抓時的內心感受。
總是擔心孩子不能從內心深刻地感受錯誤的家長，如果肯回憶自己的童年，大可以發現，其實每個孩子的內心都很渴望成為一個好孩子，被周圍人接受、認可、稱贊，這是出自于人的本能——被社會拋棄帶來的孤獨感是非常可怕的，孩子也不例外。道德教育的研究者們早就發現，孩子們天性中存在著適應周圍的道德和規則的傾向，而這恰恰就是人們道德發展最重要的種子。
當孩子們親身感受到周圍大人帶來的公平感，建立起對世界信任感，他們才會真正發展出更高水平的道德感。
愿這樣的“大義滅親”越來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