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被剝奪睡眠（人類剝奪睡眠實驗）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今天是“世界睡眠日”，兩個跟睡眠相關的話題在昨天登上了熱搜：“3億中國人有睡眠障礙”、“年輕人報復性熬夜”。這兩個話題都已經不算新鮮，每年有新的數據公布后都會刷一波討論，今年給出的數據有：
孩子不上學休學輟學，相信沒有幾個父母能接納孩子不讀書，每一個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上重點高中，重點大學，學業有成的。左養右學教育賴頌強老師講解讓孩子重返學校，愛上學習的六個步驟，如何在1-3個月內引導孩子回歸學習安全意識的培養是孩子能否身心健康成長的關鍵部分之一，左養右學教育賴頌強在講孩子心理建設的直播課，里面會講到如何讓孩子身心健康的成長，包括孩子的行為安全，網絡使用安全意識，防火，防水，防電，交通安全等等，這些都是要每一個父母必須教會孩子的安全意識。
75%的90后晚上11點后入睡 / 中國成年人失眠發生率38.2% / 84%的90后存在睡眠困擾……
（數據來自丁香醫生與健康報移動健康研究院發布的《2019國民健康洞察報告》）
其實11點睡覺，對于很多人來說，也算早睡了。“缺覺”的普遍也帶動了睡眠經濟的興起，從睡眠保健品、睡眠藥品到助眠器械、助眠課程、減壓睡眠艙等應有盡有。但好的睡眠，是否是能用錢換來的東西？
睡眠這東西脾氣很怪，不要它，它偏會來；請它，哄它，千方百計地勾引它，它便躲得連影子也不見。可把我們睡眠拐跑的罪魁禍首，究竟是誰呢？在歷史上，人類為了剝奪睡眠，做過很多瘋狂的事。
1是誰下了咒語，拐跑了我們的睡眠？
“年輕人報復性熬夜”熱搜中給出了這么個數據——90后是最缺覺的一代。這不知道跟你的生活經驗符合不符合，雖然我因為各種原因睡得不多，但我父母睡得比我更少。人年齡大了睡眠質量容易下降，睡不安穩醒得還早。小學健康課本上寫人一天平均得睡夠10個小時，小學畢業后我再也沒睡過那么久了。
那么，本該用來睡覺的時間都用來干什么了呢？無非三個選項：工作、玩、干耗著。不少夜貓子型勞工，只有到深夜才能提起勁兒干活。也有不少人被逼無奈，當明早就是DDL，今夜你通宵不通宵？而為“玩”熬夜的，無非是在一天結束前，為自己“偷”來一點時間，誰都知道熬夜害處大、補覺不管用，但一整天都不為自己活著，更憋屈更難受。所以年輕人一邊在早晨后悔晚上熬夜修仙，到了晚上又熬夜熬得飛起。但更難受的是失眠躺床上干耗著，數到第100只“山羊”、1000只“水餃”
（諧音“睡覺”）
，卻越數越精神……
“凌晨四點醒來，發現海棠花未眠。”還有心情發出這種凄婉感慨的川端康成，明天不用上班。
真實的失眠有多痛苦，作家鐘怡雯有篇《垂釣睡眠》寫得蠻真切：
“一定是誰下了詛咒，拐跑了我從未出走的睡眠。鬧鐘的聲音被靜夜顯微數十倍，清清脆脆地鞭撻著我的聽覺。凌晨三點十分了，六點半得起床，我開始著急，精神反而更亢奮，五彩繽紛的意念不停在腦海走馬燈。我不耐煩地把枕頭又掐又捏。陪伴我快五年的枕頭，以往都很盡責地把我送抵夢鄉，今晚它似乎不太對勁……它把那個叫睡眠的家伙藏起來還是趕走了？”
這個故事說明，如果你有睡眠障礙的話，最好別用鬧鐘。
只有極個別的人會從失眠的狀態中獲益，比如嚴歌苓。她在重度失眠恍惚的狀態下，會產生平常沒有的靈感，就像她在小說《失眠者的艷遇》中所寫道的：“他是個像我一樣的著書者；那種對自己潛力、才華期望過高，夜夜熬自己、榨自己，想最終從自己清苦潦倒的生命中榨出偉大聲名的一類人，他們在每個世紀、每個時代、每個國度都占據一個徹夜長明的窗。”嚴歌苓說在失眠的狀態下，她對世界的認識就像畢加索的畫，是多維度的，但她還是把失眠治好了，她不愿意為了文學而犧牲一切。
對，失眠是一種病，一種現代病，它不是靠吃安眠藥和褪黑素就能全部解決的。助眠藥物和器械已經發展成為了一種產業，但難說它們是否真的有用
（安眠藥和褪黑素我恰好都吃過，褪黑素不太管用，安眠藥雖然能讓我入睡，但第二天醒來沒有精力恢復的感覺）
。從某種程度上說，現代失眠癥和《百年孤獨》里的失眠癥同樣的魔幻。馬爾克斯筆下的馬孔多，有一種會傳染的失眠癥，感染后的村民能50多個小時不睡覺，起先村民還很開心，醒的時間長意味著能多干活。但后來村民們發現，失眠會導致健忘，甚至會遺忘什么是桌子，什么是香蕉。
現代失眠癥也能“傳染”，但不是病理意義上的傳染。
2
觀念，讓我們放棄睡眠
清醒的直觀價值高于睡眠
《哈利·波特》里那么多有意思的東西，如果讓你選一樣你會選什么？我會選赫敏的時空轉換器。這個金色計時器每轉一次，時間就會倒回一小時，模范生赫敏利用它同時上好幾門課。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沒有能把24小時變成48小時的寶物，想讓清醒的時間延長，只能壓榨睡眠。
時空轉換器，《哈利·波特與阿茲卡班囚徒》（Harry Potter and the Prisoner of Azkaban 2004）劇照。
對睡眠的侵蝕是顯而易見的。現在的人們每天都要比1900年的人們少睡1.5個小時，40%的中國人工作日睡不滿7小時。在北美，如今成年人平均每晚睡6.5小時，上一代的數據是8小時，而20世紀初的數據是10小時。
（數據來源：新京報《別再勸了，我們不睡》；《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
“人生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在睡覺。”這句俗諺在今天正漸漸失去效力。
不論是為了延長白天而熬夜，為了實現自我而熬夜，為了工作而熬夜，這種取舍的背后都存在一種價值判斷，即在做選擇的時刻，清醒的意義高于沉睡。我們愿意用損傷身體的代價，來換取金錢或者快樂。我們得承認，雖然遍地的科普文章和視頻都在說睡眠能幫助恢復精力、幫你美容、幫你塑造良好的記憶力，但這些都沒有看篇小說的快樂、完成工作的如釋重負來得實在，這些實在的滿足感，都需要在清醒的狀態下才能完成。
清醒創造的價值要高于睡眠，這是在西方近幾百年中漸漸產生的觀點。從亞里士多德到文藝復興時期，睡眠是一種保護性和恢復性的行為。但到了17世紀，舊有的睡眠觀與強調理性和生產力的現代觀念不再相容。從此以后出現了一批詆毀睡眠的思想家，笛卡爾、休謨、洛克就認為睡眠無助于思考求知。休謨在《人性論》的開篇中提及睡眠、狂熱與瘋癲一道構成了人們追求知識的屏障。
到后來睡眠甚至與“失敗者”畫上了等號。尼采恐懼睡眠，他會盡量讓自己不睡覺，以嘲諷的語氣譏諷睡眠：“困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馬上就會安睡。”只有失敗者才一天睡8個小時，這種想法在美國自詡精英的那批人里并不少見。你會看到他們早上拿著咖啡走進辦公室，吹噓自己昨晚“只睡了一分鐘”。拿破侖說一天需要睡8小時的都是傻瓜，比爾·克林頓競選總統時吹噓自己只需要4小時的睡眠，特朗普也吹自己一晚上只睡三四個小時，還要抱著手機睡，因為他想及時看到世界動態并發表評論……而不僅人如此，私人安保機構平克頓稱自己是永不閉上的眼睛，紐約稱自己是永不沉睡的不夜城……
英劇《倫敦生活》（2016）的一幕：在地鐵中，疲憊的人群突然痛苦地號叫，隨后又回歸正常。
“睡眠大男子主義
（Sleep Machismo）
”，醫學博士Qanta Ahmed 2010年在《赫芬頓郵報》用“睡眠大男子主義”來指代吹噓精力旺盛的現象。《赫芬頓郵報》的創始人Arianna Huffington認為這是一種男性工作文化，用吹噓熬夜來表現自己的敬業，當女性進入工作場所后，也受到這種大男子主義的影響。
對精力的狂熱追求，在中國也存在，網上流傳著華爾街高管精力旺盛、僅睡4個小時、依靠健身保持身體健康的故事，現實中也有著“早睡是老年人作息”的調侃，但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討論熬夜并不是為了吹噓，而是為了疏解無奈。若不是生計所迫，誰不想天天睡到自然醒呢？若不是白天自我被擠壓得無處容身，誰又想以消耗自己為代價，進行報復性熬夜呢？
3睡眠研究不只是醫學領域的議題
前幾年“葛優癱”火起來后，又火了一組攝影“中國睡”。在中國上海生活了7年的德國攝影師恩德·哈格曼
（Bernd Hagemann）
，用鏡頭記錄了隨時隨地都能入睡的中國人。哈格曼感受到了平和中國人的隨遇而安，后來出版的影集也被歸到了“幽默”的類別中，但若是中國人來看，若笑得出來，也應是苦笑。
哈格曼“沉睡的中國人”網站。西方人通常不會在公共場合小憩，也不會在出租車里打盹，所以他們會覺得這種不需要床墊的睡眠很不平常。
哈格曼拍到的人大多衣著樸素甚至簡陋，他們有的在火車上睡，有的在公園長椅上睡，有的在大卡車底下睡，有的一堆人擠在一起用衣服蓋著頭在馬路牙子上擁著睡……白天本該清醒著完成夜晚無法完成的價值，可他們卻疲憊不堪地睡著了。
我們的睡眠，正在被剝奪。只能見縫插針地補回來。這也是睡眠長久不被重視的原因，在今天，廣泛存在的三班倒工作機制正是睡眠被剝奪的體現之一，雇主認為夜晚“丟失”的睡眠可以白天“補”回來，可丟失的穩定身體作息節律，是怎么補也補不回來的。
在《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一書中，藝術史學家喬納森·克拉里用一幅畫來分析現代社會對睡眠剝奪的根由——《夜里的阿特萊特棉紡廠》，出自19世紀英國畫家約瑟夫·賴特
（Joseph Wright of Derby）
。許多歷史書把這幅畫解讀為表現工業革命對鄉村的影響，這在喬納森·克拉里眼中是誤讀，因為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當時的人們并沒有直接受到工業化的影響。
約瑟夫·賴特作品《夜里的阿特萊特棉紡廠》。
畫面中，在被云遮擋的圓月下，一片烏漆的森林里，有一幢六七層高的磚樓。棉紡廠的窗戶透出煤油燈的燈光。在克拉里看來，這體現了從農業環境中興起的資本主義，與環境本身的不協調關系。在濃重的夜色中，燈光體現了棉紡廠在全速運行，結合當時的歷史，廠里應該有不少童工連軸轉操縱著機器。它打破了傳統農業生產所遵循的時間規則，將人從生他養他的自然之中分離出來。磚樓和暮色深林的對比，所表現的正是盡管二者物理距離不遠，但注定無法兼容。改造自然時間成為了資本主義的重要任務，睡眠是擺在它面前的最后的“自然屏障”
（馬克思語）
，你永遠無法克服它，但可以剝奪它。
為了剝奪睡眠，為了維持社會不間斷的運轉，人們想出了各種各樣的方法，如累死人的三班倒。而信息技術和注意力經濟的發展，讓人們的睡眠進一步被新聞、娛樂等信息侵占，私人時間與職業時間的界限，也被徹底壓垮了。
《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作者：（美）喬納森·克拉里，譯者: 許多 沈清，版本：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2015年9月
喬納森·克拉里的觀點比較激進，他對晚期資本主義持絕對的反對態度，并浪漫地期望“睡眠”能成為抵御資本主義的最后力量。與《24/7》類似的睡眠文化研究，大概在二十年前開始陸續出現，其中比較有影響力的學者有歷史學者A. Roger Ekirch，他在《我們失去的睡眠》和《白日的結束：過去的睡眠》中研究了工業化前的睡眠模式，挑起了后繼學者對睡眠的興趣：人類的睡眠也有歷史，早期歐洲和北美的睡眠是分兩段的，在兩段睡眠中間通常會安排一小時左右的清醒活動。睡眠研究不只是醫學領域的議題，歷史、社會、政治、經濟等人文學科，也能對我們了解睡眠文化提供幫助。
在精力崇拜與生產力崇拜之下，人類為了剝奪睡眠，做過很多瘋狂的事情。為了能讓士兵長時間作戰，美國政府曾投入巨額資金研究一種能夠7天不眠不休飛行的候鳥，意圖生產一種能讓人7天保持清醒的藥物；俄羅斯和歐洲太空聯盟在90年代計劃通過衛星將太陽光反射回地球，令地球“徹夜通明”。“治療”這種瘋狂引起的現代失眠癥，不能依靠安眠藥，也不能依靠市面上充斥的睡眠指南，更不能依靠每年世界睡眠日都會出現的“睡眠文化”呼吁。它是一個社會問題，同時也是權力博弈的問題。享受夜晚，享受安睡，本該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平等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