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2年，隨著東京城的淪陷，靖康之恥徹底爆發，北宋也徹底被金國控制，宋徽宗、宋欽宗及皇室宗親均被押送至金國。
而原本在金軍二次南下時，奉命前往金營求和的趙構，在得知靖康之恥爆發后，則是輾轉到了應天府，在元佑皇后的指定下登基即位，改年號為建炎，南宋也由此建立起來。
后世之人經常將靖康之恥前后的宋朝，稱作為北宋和南宋以此來區別兩個同根同源但不同政權的王朝。南宋與北宋兩者之間，究竟有怎樣的區別呢？為何南宋和北宋同根同源但卻政權大不相呢？
公元1125年金太宗完顏晟為了摧毀北宋政權，將大宋改為“大楚”，并扶持了時任中書侍郎的張邦昌為大楚的皇帝，但真正控制大楚政權的人是金太宗完顏晟，張邦昌手中并無實權。
張邦昌被迫當了大楚皇帝以后，內心惶恐不安，但迫于金國的壓力，始終不敢反抗。直到金國大軍帶著北宋皇室貴族一同回到金國之后，張邦昌才想到了一個自救之法。
在封建王朝統治時期，一直有“受命于天”的說法，世人認為君主的權力是上天賜予的，君主是被上天選為統治者的，而繼承君主統治大權的人，還必須是君主的親屬。
由于金國擄走了宋徽宗、宋欽宗二帝，及后宮所有嬪妃與皇室后代，張邦昌實在找不到可以暫行君主權力的人，于是便打算讓流落在外的康王趙構繼承大統。
可張邦昌雖被立為大楚皇帝，但他手中并無實權，身份也不足以服眾。為了讓趙構能夠順利登基，張邦昌不得已前往民間，尋找一名被廢出宮的妃嬪。
宋哲宗在位時期，因為寵愛婕妤劉氏，而疏遠了皇后孟氏。后來劉婕妤為了除掉孟皇后，誣陷孟皇后在宮中下咒謀害宋哲宗，孟皇后因此被廢。
正因孟皇后被廢黜，所以一直居住在冷宮中，這才在靖康之變中幸免于難，但她也在戰亂中流落民間。
宋徽宗繼位為帝之后，在皇太后向氏的授意下，下旨恢復了孟皇后的身份。
張邦昌要找的人正是孟皇后，多番打探后，張邦昌才找到了孟皇后的住處。孟皇后見到張邦昌后大驚，得知張邦昌來意之后更是害怕不已，連忙拒絕了張邦昌。
這時，張邦昌對孟皇后說：“國家已經走到滅亡之際了，此時除了扶持流落在外的康王，我們別無選擇！”
孟皇后深知宋朝已然岌岌可危，多番糾結后才同意了張邦昌的建議，以元祐皇后的身份下旨命康王趙構繼承大位。
靖康2年5月初，康王趙構在應天府登壇祭天，正式繼承大位，南宋政權也在這一天正式建立。
雖說北宋與南宋都是趙氏一族建立的封建王朝，但因為北宋在靖康之變中被滅，金國也趁機建立了大楚政權，所以在史料記載中，北宋和南宋是兩個相連但不同的王朝。
雖為同根生，但北宋和南宋之間的差別很大，無論是政治、軍事、文化、經濟還是疆域，都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狀態，朝廷內部也出現了許多改革與變化。
從政治方面來說，南宋基本上是繼承了北宋的制度，依然是采取“三省六部制”，君主之下為丞相，丞相之下為中書、門下、尚書三省，而尚書省下則設立兵部、禮部、吏部、刑部、工部和戶部。
但因南宋建立后，統治疆域范圍變小，國庫也吃緊，所以許多官職被省略了。在宋高宗趙構統治時期，三省的管理者大多空缺，大部分朝廷政務都是由丞相與六部尚書處理。
建炎三年，宋高宗趙構經受了統治生涯中最大的挑戰，時任殿前都指揮使的苗傅與威州刺史劉正彥發動兵變，逼迫宋高宗趙構禪位于年僅三歲的太子趙旉。
苗劉兵變成功之后，小皇帝趙旉也成為了苗傅和劉正彥的傀儡，為避免權力分散，苗劉二人將三省中的中書省和門下省合二為一，南宋也變成了一相二省六部的制度，這項制度一直持續到宋孝宗時期。
宋孝宗繼位后，再次對“三省六部制”進行改革，宋孝宗下令將丞相增添至兩位，原本的左仆射與右仆射職位，直接更改為左丞相與右丞相。
除此之外，宋孝宗還廢除了侍中與中書令，尚書令因無實權，且長期空缺，也成為了一個虛稱。
在北宋初年，宋太祖趙匡胤為治理黃河水患，設立了諸多官職，除了水利官、水工官等常規官之外，還設立了專門的都水監。然而，這些官職到了南宋時期，全都被革除了。
靖康之變時期，金國大軍迅速攻破東京城，而駐扎在黃河流域的北宋大軍幾乎全軍覆沒，原本最富饒的河南東部，也被戰火燒得破敗不堪。
南宋建立后，宋高宗趙構拒絕回到東京，而是在南京應天府登基，南京也因此成為了南宋時期的首都。
由于官員和軍隊紛紛從東京撤退，導致河南一帶無人管轄。北宋時期為了治理黃河水患，每年都會修建河堤，但這一傳統從南宋南遷開始，便不復存在。
由于南宋朝廷無力治理黃河，導致黃河沿岸常年受到水患的摧殘，在歷史上富饒了兩千多年的河南地區，一下降為了南宋時期最貧窮的地域。
南宋南遷對河南地區自然是百害無一利，但江南一帶的經濟卻趁機發展起來了。
北宋時期的商品經濟本就發達，朝廷不僅給了商業發展最大的自由，同時也頒布了相應的稅收政策，讓商人免遭官員的剝削，所以北宋時期的商業發展才會如此輝煌。
原以為南宋會因為國力孱弱，出現經濟倒退的情況，沒成想南宋時期的經濟卻更加發達。
長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棉紡織業，當時得到了南宋朝廷的大力支持，棉紡商品的交易量也與日俱增，可以說長三角地區的經濟如此發達，是在南宋時期就已經打好了基礎。
正是因為首都的遷移，以及兩大首都的優勢不同，所以北宋和南宋的經濟發展，呈現出兩種完全不同的面貌。
北宋定都東京，所以東京一帶最為繁華，黃河水患得到有效治理后，黃河流域也因此成為了北宋時期最發達、繁華的區域，商品經濟也基本上都集中在黃河流域。
而長江流域的經濟發展在北宋時期，遠比不上繁華至極的黃河流域，但隨著東京淪陷、南宋定都南京，黃河流域的輝煌一去不復返，長江流域則迎來了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
從現在的眼光來看，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距，跟宋朝時期的動亂與遷移有著密切關系，經濟重心的轉移極大程度影響了兩大流域的經濟發展，這種影響力甚至持續到了今天。
盡管宋朝的經濟非常發達，商業給朝廷帶來的收入也遠超農業，但是我國在宋朝時期，依然是一個農業大國，而南宋和北宋不僅疆域不同、首都不同，所面臨的困境也不同，所以在農業生產上也有很大的差異。
北宋時期，北宋統轄的疆域高達280萬平方公里，到了南宋時期，南宋朝廷只剩下大約200萬平方公里的疆域。
在宋高宗趙構統治時期，南宋與金國簽訂了《紹興和議》。在這份不平等條約中，金國要求宋高宗趙構向金國俯首稱臣，每年還需向金國上貢25萬兩白銀。
而對南宋來說，《紹興和議》中最為致命的一條，是將最富饒、發達的北方城市，也就是如今的秦嶺黃河一帶、山東省全境等地，全都割讓給金國。
北宋時期因為疆域遼闊，所以農田面積非常大，宋真宗趙恒引進了占城稻以后，糧食產量也與日俱增了。
然而，糧食產量最多的秦嶺黃河一帶均被金國占領，南宋的糧食產量幾乎清零，南宋朝廷不得不想辦法解決糧食產量的問題。
由于南宋的疆域遠不如北宋時期遼闊，農田數量也銳減，南宋因此開啟了與北宋完全不同的糧食種植方式。
隨著都城從東京遷移到南京，糧食種植的重心也放到了江南一帶，當時的蘇州、湖州靠著得天獨厚的條件，成為了南宋時期水稻產量最高的兩大城市。
長江一帶本身降水充足，耐旱的占城稻在這里失去了優勢，取而代之的是更加高產的水稻。南宋朝廷結合了長江沿岸城市的地形發明了梯田，力求用最少的土地養活南宋的子民。
到了宋孝宗趙昚統治時期，南宋已經培育出了上百種水稻品種，水稻也成為了南宋時期產量最高的糧食。
隨著水稻種植經驗越來越豐富，南宋的水稻產量也越來越高，養活南宋子民更是綽綽有余。
而金國的侵略對南宋造成的損失遠不止經濟和農業方面，宋朝的軍事結構也因此改變了。
宋太祖趙匡胤親身經歷了五代十國的戰亂，他也是兵權到手后才黃袍加身，成為了大宋的開國皇帝，所以趙匡胤深知武將手握兵權，對君主來說是巨大的威脅。
建隆2年7月初9，宋太祖趙匡胤在晚朝過后，留下了石守信等手握兵權的禁軍統領在宮中用膳。
酒足飯飽后，趙匡胤卻突然變了臉色，憂心忡忡地說：“我這幾天睡得不安穩，總是想起陳橋兵變的場景，生怕哪一天，我也成為兵變中的刀下亡魂啊！”
石守信等人都知道趙匡胤所言何意，紛紛起身跪在地上請罪，石守信擔憂地看著趙匡胤說：“陛下您是天子，我們對您唯命是從，只盼陛下給我們指條明路。”
趙匡胤連忙扶起石守信說：“你們的忠心我都知道，你們建功立業也辛苦了，不如放棄兵權，拿著賞賜置辦些宅院，去過安穩的日子。你我是一同上陣廝殺過的兄弟，孩子們也漸漸長大了，若有合適的，你我兩家結為姻親，豈不美哉？”
石守信等人深知此事再無轉圜的余地，于是紛紛交出兵權并遠離朝堂了，趙匡胤也靠著“杯酒釋兵權”，將兵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為了防止武將發動兵變，趙匡胤將兵權交給了文官，行軍打仗之時，也是一文一武坐鎮軍營，他們互相配合的同時也互相牽制，這也是宋朝時期獨有的制度。
這一制度發展到南宋時期，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也是兩代開國皇帝的不同經歷導致的。
武將出身的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奪得皇位，所以趙匡胤從始至終防范武將，而且北宋初年，朝廷缺乏的是治理國家的人才，所以北宋時期一直是“重文輕武”，文官的地位遠勝于武將。
養尊處優的趙構經歷了靖康之變后，看到了文官帶兵打仗的弊端，所以趙構格外器重武將。再加上南宋時期，金國大軍頻繁來犯，武將對于南宋來說至關重要，南宋也將北宋時期流傳下來的“重文輕武”改為了“重武輕文”，南宋時期的武將這才得以掌控兵權。
而在軍隊結構方面，南宋和北宋也有所不同。北宋時期，北宋邊境雖然戰亂不斷，但是并未影響到北宋朝廷的統治，戰火始終沒有蔓延到中原，以至于北宋朝廷忽略了騎兵的重要性。
金國、遼國和后來的蒙古帝國，都有非常強悍的騎兵隊伍，而北方地區本身地勢平坦，很適合騎兵作戰，只是北宋時期的騎兵非常少，基本上都是以步兵為主。
到了南宋時期，趙構意識到騎兵的重要性，所以下令組建騎兵隊伍，同時也縮減了步兵的規模。
當時負責訓練騎兵的大將軍，正是忠肝義膽的岳飛。岳飛也是率領騎兵隊伍，成功收回了山西、山東等地。然而，岳飛千辛萬苦收復回來的領地，全都在《紹興和議》中被割讓給了金國。
由于北方城市不斷被占領，南宋不得已將發展重心南遷，同時也著重開發沿海城市，比如廣東、福建一帶。
因為兩宋時期的經濟非常發達，所以船只制造業也發展起來了。在靖康之變中，趙構就是乘坐船只從黃河一帶逃離的，所以趙構也很重視水軍。
反觀北宋時期，因為從未水上作戰，所以北宋時期的船只基本上都是貨船，除了運輸貨物之外，不再有其他用途，軍船雖然也有，但幾乎都是閑置，或者用來給朝廷運輸物資。
南宋末期，因為蒙古帝國的步步緊逼，南宋不得已朝著廣東、福建一帶逃離，當時軍隊就是乘坐軍船撤離的。
祥興2年，蒙古大將張弘范率領蒙古大軍圍攻南宋，當時由張世杰率領的南宋軍隊，正是一支訓練有素的水軍，雙方在廣東和福建的海灣進行了多番戰斗。
最后的崖山海戰中，南宋大軍的八十余艘軍船全部在崖山海域沉沒了，這場盛大的戰爭也是我國古代最大規模的海戰。
從崖山海戰時期，南宋的水軍規模來看，南宋時期的水軍已經發展得相當強盛了，只是南宋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在軍隊規模和將士數量上，與蒙古帝國都有巨大的差異，所以崖山海戰基本上是早已成定局。
總的來說，北宋時期因為朝局穩定，所以朝廷的重心都放在了百姓的生活上，經濟、文化方面尤為繁榮。
由于北宋君主未能做到居安思危，所以忽略了朝廷的軍事力量有待增強，軍事方面的巨大缺陷也沒有及時得到彌補。至于南宋時期，因為建立初期就戰亂不斷，所以南宋朝廷格外重視軍事。
而經濟方面，因為北宋經濟發展得非常好，給南宋打下了夯實的基礎，再加上南宋朝廷無暇管控經濟市場，所以南宋時期的經濟獲得了更大的自由，也發展得更為繁榮。
但因為南宋時期朝局并不穩定，所以南宋的文化發展遠不如北宋時期，北宋時期的詩詞散文種類非常多，題材也更加廣泛，南宋時期則多為感慨國家面臨內憂外患的作品。
最后，從兩宋之間的差別可以明顯看出，在不同的歷史背景、社會狀況下，朝廷的治理重點、百姓的生活、社會的發展都是截然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