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來，流傳著一種很蛋疼的說法，說什么中國人發明了火藥后，只學會用來做鞭炮嚇唬鬼神給自己壯膽，而洋鬼子學會了火藥后，造出洋槍大炮反過來打中國人。
更蛋疼的是，這個低智商的謊言竟然讓我們從小就相信了那么久，真是丟人丟到家了。后來發現，那句話是魯迅先生說的。70多年前，魯迅曾發表過一句感慨：“外國用火藥制造子彈御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
實際上，中國古代的火器一直處于世界領先水平，一直到明末都是如此，直到滿清得勢后，因為江山來的路數不正，為了防范漢人，對其進行封存與打壓，才讓火器的發展在中國停滯下來。所以，在這里我打算即古代冷兵器后，再讓大家見識一下古代火器是什么樣子的，開開眼界，別在重復那個蛋疼無比，永遠成不了真理的謊言了！
從真實歷史角度，火藥的應用在漢代就已開始，而非唐代。
早在東漢年間，便出現過把含有硝、硫、碳的物質混在一起煉丹的方子，但當時是用水煉而非火煉；葛洪雖然前進半步，采取了把硝石、豬大腸、松脂和雄黃放到一起火煉的煉丹法，但根據記載，似未造成爆炸或爆燃的效果，很難稱得上是火藥的起源。
不過值得佐證的是有史記載第一次將火藥應用在軍事領域，確實是唐代了。
事實上，與魯迅的想象相反，中國人第一次在煉丹外的領域使用“火藥”，就是在貨真價實的戰場上，雖然也不是后世制造槍炮使用的爆炸性火藥。
唐朝末年（10世紀早期）的戰爭中，留下了“發機飛火”的記載。圍城者用箭頭綁了火藥球的“火箭”，發射出去燒灼城門。很明顯，這種“火藥”只能作為燃燒劑，不會產生爆炸效果，和現代槍炮中使用的爆炸性火藥相去甚遠。
到了宋朝，火藥在軍事上的應用，領先于世界，實現真正意義的巔峰
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年），陳規守衛德安（今湖北安陸），用火藥裝在大竹筒里，噴出火焰燃燒敵人，歷史上公認這是管形火器的鼻祖。而且火藥能夠在竹筒內燃燒噴射，顯然已經比之前只能緩慢燃燒的原始火藥改良了很多。
北宋時，當局便設立了“火藥作”。到了戰爭更加頻繁的南宋，這類機構的設立更是普遍。南宋的對手蒙古，在跟南宋交戰時習得了火藥的奧秘，又在西征的戰役中把這個奧秘展現在阿拉伯人眼前，火藥的秘密也隨阿拉伯人傳到了西方世界“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
所以，宋朝的大規模推廣使火器得到發展，而蒙古人在征服歐亞時將技術帶到了西方。
鐵火球、火槍等火器問世后，很快就在戰場上顯示出威力，無論是宋軍，還是金軍、蒙古軍，都爭相添制。南宋都城臨安（今浙江杭州）火器作坊的規模，已遠遠超過北宋都城汴京的火器作坊；軍事重鎮江陵府（今湖北江陵），一個月就造一、兩千尊鐵火球；建康府（今江蘇南京）在兩年三個月內,就制造和添修3～10斤重的鐵火球、火弓箭、火弩箭、霹靂球、突火筒等 6.4萬件。
到了公元1232年蒙古軍進攻金都汴京（今河南開封）時，金軍已用“震天雷”（鐵制炸彈）和“飛火槍”襲擊蒙古軍了。
那蒙古人的火藥技術又是從哪來的？
據《宋史紀事本末》，公元1233年攻下金都后，負責南下滅金的蒙古軍統帥窩闊臺汗，接受中書令耶律楚材的建議，放棄每到一處即屠城的慣例，“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均未殺，包括掌握火藥、火器技術的工匠們，盡為蒙古人所用，蒙古軍隊很快擁有了火器。
而明朝則遵循拿來主義，成為中國古代歷史上，火器最鼎盛的時期。除了繼承傳統的兵器品種外，明代的火器發展到鼎盛時期。其火器的管形火器品種頗多，形式復雜。當時的噴射火器（古代火藥火箭）制造已經相當精良，樣式繁多。
據《火龍神器陣法》、《武備志》等史書記載，此間多使用的火箭種類有單發火箭、多發齊射火藥箭、多火藥筒并聯火箭、有翼火箭、多級火箭等，火箭的品種達幾十種之多。
由于火器的蓬勃發展，明代軍隊普遍裝備了火器，戰爭的主要武器轉向了使用火器。燕王朱棣與建文帝爭奪帝位時，就曾使用火箭作戰。永樂年間（1403－1424年），明王朝還專門組建了\”神機營\”，這種獨立炮兵建制在當時中國乃至世界各國都首屈一指。
以至于到明末，袁崇煥的11門火炮就把努爾哈赤送去見上帝了。雖然紅衣大炮是引進，但祖宗還是中國的。
“以騎射為本”的清朝，其實并沒有太拖火器發展的后腿一句話是因滿人重騎射，輕火器造成了中國的火器技術大幅度落后于西方。然而事實卻正好相反，滿人才是最重火器，至于弓馬騎射，刀矛肉搏才是滿人荒廢最快的項目。
清朝軍隊在鴉片戰爭時期甚至鴉片戰爭之后，一直是全球火器作戰思想最嚴重的國家，幾乎完全廢除了肉搏戰，根本就沒有肉搏戰能力，打仗全靠火器對射。如果朝廷軍隊真是弓馬立國，騎射為主，那鴉片戰爭也未必會失敗。
也許就是因為清朝只重視火炮的“重量”，并不重視火炮的“質量”，加之朝廷腐敗，才會誤導了大家對我國火器發展的認知。客觀的講，清朝的火器雖然較之明末有較大的發展，基本達到了歐洲17世紀的水平，但較之歐洲一日千里的軍事科技進步，已然被落在了后面。
因為，組織上的全面潰敗比武器的差距更致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