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彈一星”中的“兩彈”是指原子彈和氫彈，還是導彈和核彈？

實際上，原子彈、氫彈和導彈都是“兩彈一星”工程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其中，導彈（包括探空火箭）作為核彈頭和衛星的投送、運載工具，一直是“兩彈一星”工程的重點發展項目；原子彈、氫彈發展為實戰性核武器后，也合二為一稱為“核彈”。“四彈共存”只不過是一定歷史期內側重點和提法的不同。

我國“兩彈一星”元勛、素有“氫彈之父”之稱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于敏去世的消息再次喚起國人對“兩彈一星”偉大工程的關注和回憶。人們在緬懷于敏等國防科技事業功臣的同時，再次引發了疑問和爭論：“兩彈一星”中的“兩彈”到底是哪兩彈？ 原子彈、氫彈、導彈還是核彈？

“兩彈一星”明明的是“兩彈”，但是，為什么會有原子彈、氫彈、核彈和導彈“四彈共存”的疑惑呢？實際上，上述“四彈”都蘊涵在“兩彈一星”的概念之中，只不過是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側重點或提法的不同。

下面，讓我們沿著我國核工業和國防科技事業發展的路徑，再次重溫“兩彈一星”元勛的豐功偉績。

第一階段：原子彈與導彈（1955~1964）

1954年，我國在廣西發現了鈾礦床，中國有了自力更生發展核工業的基礎。百廢待興的新中國為打破超級大國的核訛詐和核壟斷，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作出了發展“兩彈一星”的重大戰略決策。自此直到1964年10月16日15時，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在這個階段，我國“兩彈一星”工程中，原子彈和導彈項目是重中之重。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1.“搞原子彈，我看10年工夫是完全可能的。”

毛澤東主席在這一時期的重要講話和指示中，幾次都明確指出要自力更生發展原子彈和導彈。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做出了創建我國原子能事業的戰略決策。他指出：“我們要不要搞原子彈啊，我的意見是中國也要搞，但是我們不先進攻別人。”

1956年春，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進一步指出:“我們現在還沒有原子彈。……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后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1958年6月21日，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指出：“原子彈，就那么大的東西，沒有那些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那么好，我們就搞一點。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10年工夫是完全可能的。”

1958年6月21日?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發言 倡議搞原子彈（圖片來源：央視網）

2.誰來負責原子彈和導彈發展？

1955年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后，中國核工業建設的帷幕正式拉開。國務院國家工業體系發展規劃中，核工業項目與研究機構日益增多。1955年6月，負責指導原子能事業發展工作的中央三人小組成立，陳云、聶榮臻、薄一波具體負責。

1956年4月中央軍委會議，周恩來聽取了錢學森關于發展導彈技術的規劃設想。會后，成立負責我國導彈事業的發展的航空工業委員會，主任為聶榮臻。之前，時任哈爾濱軍工學院院長的陳賡大將，也曾專門向錢學森請教關于導彈問題。錢學森說：“我是要建議我們國家搞導彈，這是很重要的軍事武器，將來一定要大發展！”1956年5月10日，聶榮臻提出《關于建立我國導彈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見》，建議在航空工業委員會下設立導彈管理局，錢學森任總工程師；建立導彈研究院，錢學森任院長。周恩來再次主持中央軍委會議，對此進行討論。

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

在科學論證的基礎上，中央又果斷作出發展導彈技術的決策。1956年10月8日，中國第一個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11月，成立第三機械工業部（1958年改為第二機械工業部），具體負責原子能事業的建設和發展。1958年2月，正式成立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局，建立起新中國核事業的領導班子，李覺任局長，郭會英、吳際霖任副局長。1958年５月，中國科學院成立了以錢學森為組長，趙九章、衛一清為副組長的領導小組，負責籌建人造衛星、運載火箭以及衛星探測儀器和空間物理的設計、研究機構。

中國第一個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

3.我們原子彈和導彈本來應該是“蘇聯式”

1957年10月15日，中蘇簽署《關于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的原子工業的協定》（簡稱《國防新技術協定》）。

根據協定，蘇聯將通過提供原子彈、導彈的樣品和技術資料、派遣技術專家等形式，援助中國建立起綜合性原子工業。其中，明確援助中國的原子彈的研究和生產，并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1959年4月前向中國交付兩個連的岸對艦導彈裝備，幫助海軍建立一支導彈部隊；幫助中國進行導彈研制和發射基地的工程設計，在1961年底前提供導彈樣品和有關技術資料，并派遣技術專家幫助仿制導彈等條款。

1959年6月，蘇共中央來信，正式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資料，并終止合同撤走了專家。原本借助蘇聯幫助發展原子彈和導彈的道路走不通了。對此，毛澤東主席再一次定下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做好中國自己事的決心，他明確指出:“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1959年7月周恩來代表黨中央作出指示：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8年時間搞出原子彈。

蘇聯撤走專家后的工廠 （圖片來自中國軍視網）

二機部將蘇聯撕毀協議的時間作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工程的代號，“596”項目不僅為我們造出了“爭氣彈”，自此也成為激勵中國獨立自主發展核事業的一個里程碑。時任負責研制導彈工作的國防部五院政委張勁夫同志以第一見證人的身份回憶這段時期時無不感慨地說：中央決定以自力更生為主研制原子彈，這件事太重要了。后來又決定自力更生為主研制導彈和自行研制人造衛星，統稱“兩彈一星”。

4.“兩彈（導彈、原子彈）為主，導彈第一”

1960年2月，中央軍委確定了“兩彈（導彈、原子彈）為主，導彈第一”的方針，提出 “埋頭苦干，發憤圖強，自力更生，奮勇前進”發展國防科學技術特別是尖端技術的要求，得到毛澤東的認可。中國導彈的研制進入快速發展期。

科研人員和工人用簡陋設備功課技術難關

1960年10月23日，我國自行制造的首枚近程地地導彈“1059”導彈從南苑運往酒泉發射場進行飛行試驗發射。此次試驗委員會主任為張愛萍將軍，孫繼先、錢學森、王諍為副主任。聶榮臻元帥現場親自指導。11月5日9時2分，導彈點火升空，7分鐘后，彈頭成功命中550公里外的目標區。聶榮臻元帥在發言中抑制不激動的心情：在祖國的地平線上，飛起了我國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導彈，這是我國軍事裝備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1059”導彈即后來廣為人知的“東風一號”（射程達590公里）。

“1059”導彈及參試人員在酒泉發射場進行飛行試驗發射

也就在這一年，中近程導彈“東風二號”的總體設計方案也確定下來。雖然“東風二號”1962年進行的首次試射失敗了，但是，經過多次大型地面和發動機試驗，1964年6至7月，3枚“東風二號”導彈相繼成功發射，中國具有了獨立自主研制導彈的能力，為下步實現導彈與原子彈結合組成實戰價值的核武器，以及后來的衛星發射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東風二號”的研制過程中，聶榮臻提出要把它與核武器結合起來。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們裝備部隊的核武器，應該以導彈為運載工具作為發展方向，飛機很難在現代條件下作為運載核武器的有效工具。”1963年12月，中央專委決定：“核武器的研究方向，應以導彈頭為主，空投彈為輔”。

1964年 9月1日，我國原子彈試驗前夕，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專委會議，決定成立由錢學森領導的“兩彈結合”方案論證小組。實戰性核彈頭與運載工具導彈的研制工作同時爭分奪秒地展開。

1964年10月15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于新疆羅布泊試爆成功。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指示盡快實現“兩彈結合”，研制成功導彈核武器。1965年5月14日，核航彈投放試驗成功，中央專委隨后立即組織集中力量研制導彈核武器。1966年3月11日，周恩來親自主持會議，聽取關于進行“兩彈結合”的試驗論證報告，并決定先搞“冷試”后搞“熱試”。

張愛萍將軍(右一)在試驗場向周恩來總理報告

1966年9月27日上午9時整，中國用自行設計研制的第一枚地地導彈，將核彈頭從巴丹吉林沙漠投送到了新疆的羅布泊，核彈頭在靶標上空精確爆炸。“兩彈結合”試驗的成功，結束了中國核武器“有彈無槍”的局面。也就在這一年，我國組建了戰略導彈部隊——第二炮兵。

“兩彈結合”首次試驗成功后，聶榮臻和錢學森等人合影留念

第二階段：核彈與導彈

我國在集中人力物力資源進行研制原子彈攻關的重要時刻，中央指示，原子彈研制成功以后一定要突破氫彈研制。為此，我國科學工作者從1960年就已經開始著手進行氫彈研制原理的預研工作。此后，我國氫彈跟隨原子彈并行研發，成就了我國兩代實戰化核器的順利發展。正是這一招妙棋，我國氫彈的研制時間大大縮短，創造了令全世界震驚的速度。

1.未雨綢繆，“國產土專家一號”從零開始研制氫彈

據原中國科學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張勁夫回憶，我國核彈由原子彈向氫彈發展，既有領導層高瞻遠矚、超前籌劃，也有科技工作者鞠躬盡瘁、團結協作。其中，錢三強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沒。

1960年6月，時任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提出，氫彈是要以原子彈做引爆器，但它與原子彈有不同的原理和規律，與輕核聚變反應有關的理論問題，需要有人先作探索，宜早不宜遲。時任二機部部長劉杰與錢三強商量后提出氫彈預研項目，錢三強具體進行組織安排。1961年1月12日，錢三強親自將秘密進行氫彈理論研究的任務交給了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于敏等人。

于敏曾被日本原子核物理專家朝永振一郎贊譽為中國的“國產土專家一號”。錢三強之所以把于敏從北京大學調入原子能研究所，就是為了加強氫核理論基礎研究，通過先期預研，為原子彈成功后繼續發展氫彈進行超前準備。在錢三強主持下，以原子能所“中子物理領導小組”為名，組織于敏、黃祖洽、何祚庥等開展基礎研究，為后來的氫彈研制作準備。

正是由于錢三強提出的超前方案和獨具慧眼的學術組織工作，我國氫彈和實戰化核武器研發才能“立題早、動手快、方案巧”，確保了能夠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西方國家。

于敏先生（右）與黃祖洽（中）、何祚庥先生（左）在一起（1993年）

統計原子彈到氫彈突破原理試驗的時間，法國八年零六個月，美國七年零三個月，英國和蘇聯四年零三個月。其主要限制在于計算特別繁復。當時中國的計算設備與上述國家毫無可比性：當時整個國內僅有一臺每秒萬次的電子管計算機，并且95%的使用時間分配給原子彈的計算，留給于敏等用于氫彈設計的時間僅有5%。于敏工作組只有人手一把計算尺，加上記憶力和廢寢忘食地計算，攻克了一個又一個未知的領域。

自1960年到1965年初，于敏、黃祖洽等科技人員共寫出了69篇研究報告，對氫彈的各種物理過程和氫彈的作用原理及可能結構，進行了多方面深入探討，并解決了一系列熱核材料燃燒的應用問題。張勁夫同志在回憶這段時期時，一方面，特別強調了于敏等科學工作者的頂梁柱作用，對于敏在氫彈設計方案和突破技術難關方面，進行了高度評價；另一方面，對二機部核武器研究所團隊的的出色工作，也贊譽有加。

二機部作為當時制造核武器的主管部門，除從科學院調去一批專家外，還從一些高等院校調去朱光亞、周光召等科學家。這些科學家在我國核彈發展事業中，都作出了重要貢獻。正是體制的保障和集體的力量，才使得我國從原子彈到氫彈的這一發展過程，創造全世界范圍內時間最短的輝煌計錄。

2.“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

我國原子彈爆炸試驗雖然成功了，因當時國際承認的真正意義上的戰略核武器是指威力更大的氫彈，我國核彈發展的主要工作轉入氫彈的研制。毛澤東主席曾為此作出指示：“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氫彈義不容辭地成為新中國核彈事業發展的重中之重，原子能研究所的“輕核理論組”一下子被推到了核武器研制的前列。

氫彈研制遠比原子彈復雜，相關理論涉及理論物理、原子物理、核物理、中子物理、輻射流體力學、等離子體物理、凝聚態物理、爆轟物理、應用數學和計算數學等諸多學科。于敏院士生前接受采訪時曾指出：“氫彈既有工程問題，又有技術問題，又有科學問題。是三者都有的一種尖端技術。所以要學的東西很多”。

眾所周知，在當時重重技術封鎖的國際環境中，核大國對相關技術更是絕對保密。時任“輕核理論組”副組長的于敏和同事們憑著造“爭氣彈”的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從零開始研制氫彈。

1965年1月，于敏與“輕核理論組”集體調入二機部第九研究院（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1965年9月底，于敏率領研究人員赴上海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利用該所假期間空出的J501計算機（運算速度為每秒5萬次，當時國內速度最快）完成了加強型原子彈的優化設計。

上海的近百個日夜，于敏經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積如山的計算紙帶，終于形成了一套從氫彈初級到能量傳輸到氫彈次級的原理到構形基本完整的氫彈理論方案，氫彈設計取得了重大突破。朱光亞院士評價稱，在突破氫彈的技術途徑的過程中，“于敏發揮了關鍵作用”。這一作用被一同參與研究的同事們直接評價為氫彈的“首功”。

于敏完成的一套從氫彈原理到構型的基本完整方案

接下來的一年，氫彈原理核試驗準備工作也緊鑼密鼓地展開了。眾所周知，氫彈構型設計作為熱核武器的核心關鍵技術，于敏獨立自主創新了與美國的TU構型不同的本土構型——即后人以于敏名子命名的于敏構型。正是這種構型保證了我國能夠以僅僅不到三年的時間就實現了由原子彈到氫彈的過程。1966年12月28日，氫彈原理試驗取得圓滿成功。中國成為繼美國、蘇聯和英國之后，第四個掌握氫彈原理和制造技術的國家。試驗現場蘑菇云騰起后，于敏拿到測試隊報來的測試結果，脫口而出：“與理論預估的結果完全一樣！”。至此，我國完全具備了設計實戰型氫彈的條件。

1967年6月17日，我國又成功進行了全威力氫彈的空投爆炸試驗。中國人憑智慧和毅力打造的自己的“人造太陽煙云升離地面10公里”，在距爆炸點以北250公里處仍能看到。從突破原子彈到突破氫彈，中國的速度創下世界之最：美國用了7年零3個月，前蘇聯用了6年零3個月，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法國用了8年零6個月，中國用了2年零8個月。

（圖片來源http://www.hprc.org.cn）

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照片

中國第一顆氫彈

3.原子彈 氫彈=核彈

盡管氫彈空投試驗爆炸成功了，但是根據實戰需要進行武器化并裝備部隊還必須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設計，才能最終實現核武器的定型和應用。在于敏帶領下，我國科研工作者抖擻精神再出發。氫彈的小型化、提高比威力和核武器生存能力、降低過早“點火”幾率等后續優化設計工作緊張有序展開。最終，我國第一代熱核武器定型并裝備部隊。在解決了核武器的有無問題后，我們科技工作者戰斗精神不減，繼續進行了第二代核武器技術和中子彈技術的研究。

1969年，于敏帶領團隊在平洞試驗場開啟了核武器研究的新征程（圖片來源：中國經濟網）

綜上可知，原子彈和氫彈是我國核武器或者說我國核彈發展中不可分割、一脈相承的兩個階段。這一時期，雖然氫彈的研制和發展成為重點，但是，如果就此認為“原子彈和氫彈”是這一時期“兩彈一星”工程中的兩彈，是不合適的。

這一時期的“兩彈一星”工程，原子彈、導彈、氫彈和探空火箭及衛星發射工作相繼或同步展開。但是，從性質和功用來分，“原子彈和氫彈”可以用“核彈”來統稱；導彈和探空火箭在錢學森的主導下共同發展，探空火箭則是我國人造衛星項目的必然組成。因此，這一時期，“兩彈一星”工程中 “兩彈”用“核彈（原子彈和氫彈）、導彈”來表示則比較全面。特別是導彈和探空火箭（后稱為運載火箭）作為核彈投送和衛星的運載工具，是“核彈”武器化和“一星”升入太空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從這個意義上看，后期國人將“兩彈”明確為“核彈和導彈”是有充分的理由和事實根據的。

結語

我國核工業和航天工業成體系發展的歷程中，“兩彈一星”既是時代賦予科技工作者的總項目，更是打牢國家工業基礎的體系工程。“兩彈一星”在短短十多年時間內，全面推進了我國的國防實力質的飛躍，廣泛帶動了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在整體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同時，還鍛煉造就了一大批具有獨立自主精神、敢于挑戰世界難題的科技隊伍。

鄧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

如今人們對“兩彈”內涵和“四彈”間關系的關注和疑問，體現了大家對國家興旺發達和早日實現國富民強目標的企盼，體現了對以錢學森、錢三強、于敏等為國家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的敬仰和熱愛；同時，也是對“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于登攀”的“兩彈一星”精神更多形式的繼承和發揚。

校 審 | 任曉蓉

編 輯 | 張 寧（青檸檬網絡文化工作室）

來源：微信公眾號“科學大院”（ID：kexuedayuan 作者：大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