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經歷了什么（梁曉聲的成長經歷）
寫作《人世間》的梁曉聲，像是了一個看透人間的世態炎涼、男歡女愛、你撕我殺的所有的繁花與碎屑的老人，透著一股寬容、泰然、超然的心態，抹去了他曾經有過的激烈、猛烈與強烈。
青春叛逆期的孩子，他的心理發展特征是自我同一性與角色混亂，左養右學教育賴頌強在講孩子心理建設的直播課里面有詳細的講解，面對青春叛逆期的孩子，家長如何系統的去幫孩子做好心理建設，陪伴孩子順利度過青春期，這是每一個家長必學的課題，家長你認可嗎？
梁曉聲也有他的叛逆期。
就像青春期的叛逆青年一樣，這時候的梁曉聲染上了那個時代的時尚、時髦、時興的新潮色澤，處處表現出自己的桀驁不馴、特立獨行、孤芳自賞，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誰”，他沾一點，王蒙的“躲避崇高”，他弄一點，莫言的語言風格，他也學舌一點。
梁曉聲的叛逆期，主要集中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
而這個叛逆期的轉折點，藏在他寫作《雪城》上、下部之間的1985年至1988年這一段時間里。
《雪城》上部大致寫作于1985年，這時候的梁曉聲還是按照傳統的文學寫作方法，沿用他喜歡的雨果與蘇俄小說筆法，以他的舒展的文風與氣勢磅礴的語言，在文壇上占據一席之地。
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學的標志性轉折是莫言沖上了文壇。莫言以四字語句沖擊了中國文學界的傳統文風，導致整個八十年代中國文學的文體在莫言文風的沖擊下，都開始向“四字語匯”靠攏。
所以莫言的語言沖擊力，是八十年代中國文學界的一個巨大的異數，其影響力不可低估。
在莫言的影響下，前一度時期獨領風騷的中國作家的文風，都迅速地發生了變化。
莫言沖上文壇的初試啼聲的作品是1985年的《透明的紅蘿卜》，真正震動文壇的是發表在1986年的《紅高粱》。
梁曉聲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莫言文風的強烈沖擊，直接的后果，就是1988年寫成的《雪城》下部里，在文風中，染上了莫言的冷色調的用語習慣，四字語句大面積地堆砌在一起。
《雪城》上部與下部的文風上的巨大悖離，也可以說是文學界的一種罕見的現象。
改編成電視劇的是《雪城》上部，下部因為內質的轉型，而難以再被進行影視化改編了。
《雪城》之后的梁曉聲走上了叛逆之路。這時候，梁曉聲四十四、五歲左右，雖然人到中年，在生理年齡上，正是一個作家的寫作叛逆期。
梁曉聲在叛逆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最初他用以打入文壇的英雄主義、崇高精神、純潔情懷，遭到了叛逆時期的梁曉聲的徹底“反水”。
梁曉聲翻臉不認人的轉變，甚至對他自己也進行了懺悔式的深刻的“揭露”。
常言道，一個人最狠的還是對他自己。
梁曉聲最狠的做法，就是向他自己扇耳括子。
這時候的梁曉聲變得六親不認，把自己的兩腮扇得呼呼作響。
他自己還可能自鳴得意，以為趟出了新路，匹合了流行潮，但是之前喜歡他的英雄主義文學風格的讀者受不了了。
一位讀者，直接指斥他的叛逆期的作品《恐懼》太讓人恐懼了。
不得不說，梁曉聲還是一個從善如流的作家，本質上，他不是如他所說的壞到骨頭里的虛偽者、老色鬼、嫉妒狂，他的心里還有一點亮色。
他跟著時代的狂風一路疾跑，最后連他自己都估計覺得跑迷了路，所以他在難得清醒的時刻，幡然醒悟，又回到了他早期的正常的軌道上來。
其實迷路的作家還有很多。比如柯云路也是典型的一位。
步入常規的梁曉聲，又顯示出他的溫文爾雅來。這就是他日后推出的“好人文學”時期。
叛逆時期的梁曉聲，是怎樣黑自己最有效果，便走怎樣的模式。
而今，在這一個叛逆時期留下的文本里，仍殘留著那個時期的梁曉聲，噴吐著大量的誹謗，指向正常時期的梁曉聲的唾沫星。
在這其中，1994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泯滅》可以集中地看到梁曉聲在這一個叛逆時期的自我，對正常時期的梁曉聲的誣蔑、嘲弄與揭露。
這是一種非常有意思的作家的寫作波動。
可能在西方的作家中，還沒有像中國作家這樣，變化無常地呈現出理念、人設、文風的前后矛盾、內質顛覆。
這也說明，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中國的文化理念，發生了什么樣的狂飆突襲。
梁曉聲文學創作中的波動與痕跡，忠實地應和了時代的風向與潮訊。
但是，注意一下，叛逆期的梁曉聲的思想理念，與正常期的梁曉聲并沒有發生斷裂，那個時期的一些心理感受，還是融入了他日后正常寫作狀態下包括“好人文學”階段的創作中。
我們看一看，叛逆期的梁曉聲是如何向他自己左右開弓，大開殺戒的。
一是闡述自己虛偽。
任何作家的文學創作，都是一種自傳。
在《泯滅》中，梁曉聲不回避他的創作中，帶有很大程度的自我經歷陳述。
但是，梁曉聲著重說明的是，他在這種陳述中，是作了某種程度的包裝，而本質上的真相，梁曉聲在叛逆時期祭起王朔的“千萬不要把我當人”的信條，作了披揭：
“十余年來，我將自己一次次掰開了揉碎了，搓撒在我的創作中了。盡管難免常用遮遮掩掩、矯揉造作甚至文過飾非的語句近乎本能地‘包裝’自己，但閱讀眼光稍微成熟一些的男人和女人，輕輕巧巧地就會將那些‘技巧’性的語句從我的作品中撫去，而顯見地看到由我變成為的一個男人的無數碎屑。哪怕用地攤上賣的最廉價的放大鏡一照，一個男人的某些本質都可能會一覽無余。”
對梁曉聲被人們標記為“平民作家”的招牌，梁曉聲自己都毫不留情，揭開這種標簽后邊的虛假。
這是他在《泯滅》中借好友之口，對“我”進行了一番深刻揭露：
“我讀過你寫的某些東西。你以為你寫過某些似乎同情平民的東西，就足以證明自己是平民的代言者了？其實你不過是在寫你較為熟悉的生活而已。”
“在平民和中國的新生的大款之間，其實你更向往成為后者。成不了，你就站在平民的階級前沿，沖著后者們哇哇怪叫。潑過去你的輕蔑、嫉妒和憎恨。但是，如果某一天，平民們需要用戰斗的方式解決社會分配不公時，你會為他們沖鋒陷陣、赴湯蹈火么？你不會的！”
好友的話，確實是擊中了要害，雖然是朋友之口說出來的，但更多的卻是梁曉聲本人的自我反思。
小說里寫道梁曉聲的感受是：“他的話像鞭子，已抽得我遍體鱗傷。”
在《人世間》里，梁曉聲繼續高標起平民文學的招牌，但是這一種寫作策略，在叛逆的梁曉聲眼中看來，不過是一種作秀而已。
對梁曉聲本人毫不留情面的，恰恰是自己啊。
在《人世間》里，一方面為平民階層歌功頌德，另一方面，也炫耀這種平民文學帶來的豐厚的利益回報。
比如，近乎是《人世間》的平行空間小說、周蓉所著的《我們那一代》，十分暢銷，盈利頗豐。
平民文學，在梁曉聲的自我審視中，只是他的一次接近大款存在的方式而已。
在《泯滅》中，梁曉聲解剖自己，陳述自己的虛偽，可以說是刀刀見血，沒有任何的手軟：
“正如人們所知道的那樣，我是一個一以貫之地常以一副虛偽的準正人君子面目出現在人前的人。如今你從中國人中，又能挑選出幾個不虛偽的男人呢？我的種種人生經驗和人生體會告訴我，男人而不虛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這里，梁曉聲揭露出自己正人君子的幕后真相，而正人君子的虛偽，主要體現在背后的“男盜女娼”。
既然梁曉聲要開撕自己虛偽了，自然不會放過“男盜女娼”這一個維度。
在《泯滅》中，他要闡明的是，他虛偽地藏起了他的好色的本性，而套上了正人君子的冠冕。
他的自我剖析如下：
“我并沒有被熟悉我的男人們和女人們視為一個‘好色之徒’，那也許實在是由于我善于偽裝。或者還由于我的自卑給人們造成的假象。……與某些被人指斥為‘好色之徒’的男人相比，說到底我不過是一個對女色有著耗子一樣的膽怯的理性的男人而已。”
梁曉聲中年時期對自己寫作本質的定性，是否可以概括他日后的文學創作？
我們不知道。
至少有一度時期，梁曉聲是迷茫的，中氣不足的，不得不追隨著時代的流行浪潮，剔除掉他沖上文壇、據以自立的英雄主義特質，把粗鄙、委瑣、庸俗加諸在自己的身上，否定了之前的文學創作中的基調，但是他當時可能沒有意識到，這也可能影響到他日后文學創作的定調。
日后，梁曉聲在“好人文學”的理念倡導過程中，他醒悟過來的一個動機是，本來生活中沒有那么多悲慘與邪惡，但是為了創作，卻不斷地制造賣慘的元素，實際上是悖離了生活的真實。
正是這個緣故，集中體現了“好人文學”的《人世間》雖然還殘留著之前梁曉聲叛逆時期的一些主張與理念，但是僅僅憑著一個吻合了社會現實的“好人”人設，便使得這部作品擁有了眾多的觀眾的首肯。
可以看出，梁曉聲叛逆時期的立場，只是一種“為賦新詩強說愁”的聳動新潮的選擇，并不具備現實的真實性與可靠性。
如果不能正視這種現實的普及性存在、而只追蹤先鋒的新潮，這才是一種真正的一意孤行的“虛偽”。
梁曉聲最終還是在“好人文學”里，找到了自己的真實，而不是向虛偽投降。
二是闡述自己色心。
在《泯滅》里，梁曉聲猶如發現新大陸般地透視了一個男人、一個名叫“梁曉聲”的作家在色欲熏心的男人癥候中的不甘落后的常態化表現。
這種解剖，實在超過了梁曉聲之前的文學創作的所有的道貌岸然的制約。
《泯滅》中，劇中人物“梁曉聲”在看到少年時代的朋友的妻子的時候，立刻激發了潛在的欲望反應。
看看梁曉聲是如何描寫這樣的心態的：
“我不合時宜地想起了某位文豪說的一句話。他在一本小說的前言中告誡我們世俗男女——如果你交朋友切忌千萬不能交在金錢和妻子這兩方面都比你幸運的人。這一點反過來對女人們也是一樣的。因為幾乎沒有任何一個男人或女人不曾在想象中讓自己變成了他或好同時占有那兩種幸運的朋友。而在這一種不可告人的想象之中，許多世俗男女不止一次地在意識里犯了謀財罪和非法占有罪。”
“對普通的中國男人而言，大概再也沒有比一個野心勃勃的‘大款’同時擁有一位好妻子這種事兒更令人憤憤不平的了！那一天我不得不承認，我是普通的中國男人中心理承受能力極普通的一個。我對‘嫂子’的種種非份之想，也許只有三分之一是個好色之心未泯的中年男子對一個好看的婦人的苛且念頭，而三分之二是一個男人對另一個男人的強烈的嫉妒。”
“金錢和女人，對普遍的男人們來說，難道不是這世界上最重要的東西么？”
這種不平衡的心理，其實在《人世間》的秉昆身上，也有顯著的反應。
當秉昆見到涂志強的妻子、他應該稱為嫂子的鄭娟的時候，立刻生出了“非份之想。”
秉昆的心理，正是梁曉聲的心理。可以看出，《泯滅》中的梁曉聲的內心性取向，與秉昆看到鄭娟的第一眼感受，是完全同步，且完全一致的。
這種感受，在一個敏感的作家的心理中，更被極端地放大了。
女人的這種威脅性與危險性，如同“女人都是老虎”在小和尚心目中的強烈刺激一樣，令《泯滅》里的“我”不得不面對女人的誘惑，而采取退避三舍的辦法，以求得內心的平靜與自安。
而這樣的效果，也是維護自己的正人君子的外在形象的需要。正所謂“惹不起，躲得起”。
看看《泯滅》中的描寫：
“最清楚我內心里萌生的勃勃的欲念，和‘欣賞’這個雅致的詞是毫不相干的。因而我總是在日常生活和某些社交場合很有自知之明地，主動自覺地遠遠避開那些對我有誘惑力的女子。我太沒有能力抵御她們客觀上對我造成的誘惑了。”
梁曉聲在這一段描寫中，代入了自己的情感體驗，而深刻地剖析了一個男人的內心欲望世界，不可謂不真實。
這也是梁曉聲的一種真正的面對自己內心秘密的勇敢。
這就是叛逆時期的梁曉聲的無所顧忌地與自己過不去的挑戰自我的勇毅一面。
實際上，我們注意到，后來梁曉聲在涉過叛逆期的泥潭與魔沼的時候，梁曉聲還是用他的“好人文學”的精髓，修飾了人性的太過赤裸的欲望出擊。
最簡單的表現，就是《人世間》里，秉昆雖然在第一眼看到鄭娟的時候，色眼看人，內心飛揚，但是他還是嚴格地控制了自己的“欲”速不達，直到鄭娟主動袒露出她也有相似的內心渴求，他才予以“色授魂與”的回應，使兩個人的愛情升級，既符合現實中的男女戀情的遞進流程，同時也吻合了人類道德的框架傳承。
不能不說梁曉聲強調了男人的欲望的橫沖直撞，有著現實的生理學上的基礎，但是，夸大這種人性的真實，就如同盲人摸象一樣，并沒有觸摸到人類性愛的全部。
因此，走過叛逆期的梁曉聲拋棄了片面與夸大，而更體現出理性與現實的一面。《人世間》里秉昆與鄭娟的愛情演繹帶來的溫情與美感，證明了一味地沉湎在欲望描寫中，并不能接近人類的情感真諦。
三是闡述自己陰暗。
我們注意到，在《人世間》里描寫主人公與工友之間關系的時候，“嫉妒”是一個非常常見的詞語。
劇中，秉昆與他的工友們一直并駕齊驅地走在時代的工棚下，大部分情況下，他們和平共處，相互幫助，嫉妒被隔離在一邊。
但是，當他們出現了懸殊的級差的時候，嫉妒便開始出現。
嫉妒無疑是一種陰暗的心理，而梁曉聲在他叛逆期的小說里，對嫉妒有著肆無忌憚的描寫。
這種嫉妒里，有一種嫉妒是“性嫉妒”。
在《泯滅》中，當“我”看到童年的朋友有了一個漂亮的女友的時候，立刻妒意大發，梁曉聲詳細地描寫了這種難熬的醋味的每一縷酸楚：“我以前雖然也對別人產生過種種公開的或潛在的嫉妒心理，但都比不上那天晚上來得那么強烈。我甚至希望她既不漂亮，性格也不可愛。希望她不但容貌丑心靈也不美，而且性格刁鉆古怪。似乎只有這樣，對我和對其他男知青才算公平一點兒。”
“對于愛或被愛的嫉妒，大概是青年之間最難免也最強烈的嫉妒吧？……與它相比，什么榮譽啦之類的嫉妒，簡直是不值得的了！”
嫉妒的狙擊的范圍，還有一個重要的領域，是別人過得比自己好。《泯滅》中自然沒有忽略這樣的一種維度：
“難道事實上人們都很難承受別人比自己過得好的壓力？這一種心理壓力仿佛意味著別人過得比你好就是對你的冒犯和侵犯似的。而嫉妒他媽的又總是從對自己身邊的人，往往是和自己關系最親密的人開始的。”
“只要我們從我們所嫉妒之人的身上，或他的家庭獲得也存在著所謂不幸的根據，我們仿佛立刻就變得極富有同情心似的。而同情別人的自我感覺，又總是比嫉妒別人的自我感覺良好得多。”
這種嫉妒的心理，因為不幸的不期而至而緩解的狀況，在《人世間》里也作了細膩的呈現。
因此，梁曉聲叛逆期的對負面情緒的描寫，依然可以在《人世間》里辨識到它們的微瀾與遺痕。
綜上所述，叛逆期的梁曉聲對人心隱秘角落的發揭，受時代的風潮影響，作家在那一段時間里，都以“露丑”為時尚，紛紛披揭靈魂深處的丑陋與渺小，但后來梁曉聲意識到這樣的描寫，固然有它的真實的現實原型，但畢竟不是生活的全部與人性的主流，所以，梁曉聲急流勇退，重新回歸他走上文壇的寫作基調，推出了“好人文學”的理念，從而在《人世間》里復歸了正常，引起了這個社會上主體基調是以好人居多的受眾面的熱捧與關注。
從中我們看到的是，文學是否應該高于生活？至少不應該低于生活吧。“好人文學”這個不高的要求，恰恰是梁曉聲在他的創作波動中體悟出來的、能夠讓文學最密切地接近現實的一種寫作訴求。
叛逆期的梁曉聲未嘗不是一種對現實與人性的接近，但事實上，梁曉聲對那個時期的拋棄，正是他認識到那里面埋伏著一個誤區。
告別誤區的梁曉聲，才是在進入晚年之后，依然如同他初上文壇引起轟動的那個年輕的自我一樣，能夠創作出被社會熱情接受與熱烈回應的作品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