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發源地，也是此輪美國主導、跨大西洋國家合作推進的全球化次中心。從5世紀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后，歐洲的政治版圖長期呈現破碎化的景象。按照蒂利的說法，歐洲長期分裂為400~2000個公侯小國。政治破碎必然帶來經濟的分散化，直到14世紀漢薩同盟的出現，歐洲經濟才進入了漫長的一體化歷程。在14~17世紀期間，歐洲100多個港口城市和貿易中心作為會員，加入了沒有等級之分的漢薩同盟。形成了涵蓋波羅的海、大西洋、地中海的貿易網絡，極大促進了歐洲地區經濟的發展，也為日后歐洲一體化進程提供了歷史經驗。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是歐洲現代歷史上意義重大的轉向，它使破碎如馬賽克鑲嵌畫般的歐洲，大致固化成了30多個國家。讓原本不適宜資本積累的歐洲，變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沃土。《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后，主權民族國家替代公侯國成為歐洲政治舞臺的主角。隨著資本的發展與擴張，各主權民族國家又陷入了主權至上的排他性困境。

資本是現代戰爭之母。導致歐洲數百年戰爭歷史的原因除了地緣政治的因素之外，就在于資本的擴張。資本的存在為戰爭提供了資源，資本的擴張為戰爭提供了目標。歐洲是資本主義體系擴張最大的受益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工業化戰爭以其巨大的破壞力，導致了歐洲數千萬人死亡和大量物質財富的毀滅，就像丘吉爾所說的那樣，“歐洲是什么？是瓦礫堆，是藏骸所，是罪惡與仇恨的孳生地”[1]。從1648年到1945年的300年時間里，歐洲始終處于時斷時續的戰爭狀態之中；即使在被譽為“百年和平”的維多利亞時代，歐洲各國間也發生過大大小小31次戰爭或武裝干預[2]，平均三年就要打一仗。

建設一個能夠避免戰爭再次爆發的歐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所有歐洲人的共同愿望。以組織歐共體締造和平，這一看法最早出自荷蘭人格勞修斯的思想：真正的和平出自有組織的合作[3]。歐洲內部邊界清晰的破碎政治板塊格局，一方面刺激了各國間的競爭，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向海外的擴張；另一方面，也使歐洲總是陷入兄弟鬩于墻的尷尬，令資本在歐洲大陸難以完成大范圍的空間固化，無法形成可與英美等海外資本強國競爭的實力。可以說，統一歐洲是近現代幾乎所有歐洲賢哲或梟雄拂之不去的夢。[4]

1948年，在海牙召開了“歐洲大會”，建立了“歐洲運動”聯絡會。法國人讓·莫內提出，歐洲應該建立一個歐洲議會、一個統一的司法體系、無關稅的市場、無國界旅行、甚至是共同貨幣。1950年莫內和他的朋友法國外長舒曼共同設計推出了歐洲六國“煤鋼共同體”的方案，這是歐洲人走出“有組織合作”的至關重要的第一步。而決定走出這一步的關鍵，在于歐洲人放棄了自己創造的主權神圣的理念。

歐洲人意識到昔日時尚的主權外套，已經成為禁錮歐洲發展的緊身衣，甚至威脅到歐洲的整體生存。為了建設統一的歐洲，他們開始讓渡國家主權。在“煤鋼共同體”的基礎上，歐洲六國于1957年簽署了《羅馬條約》，決定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亦即共同市場，彼此間取消所有關稅，實行共同貿易規則，協調規劃交通運輸、農業和稅收。六國還達成原則協議，在經濟一體化達到一定程度時，開始規劃政治一體化，建立“政治聯盟”。[5]

從1960年開始，歐洲開始穩步推進一體化進程。先后推出建立“自由貿易聯盟”，簽訂共同農業政策，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原子能共同體，歐洲貨幣合作基金組織，成立歐洲理事會，建立直選議員的歐洲理事會，推出《歐洲單一法令》，增加共同安全與外交機制，改革歐共體機構，歐共體擴員等舉措。1992年歐共體各國簽訂《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正式成立歐盟；1999年，歐元成為歐盟成員國記賬式貨幣；2000年，歐元開始流通。2004年，歐盟28國簽訂《歐盟憲法條約》。

至此，歐洲人超越了自己建立的主權民族國家體系，通過讓渡國家主權創立了具有國際法意義的洲域共同體。歐洲這一制度性的創新，不僅具有地區性意義，也具有世界性價值。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歐洲作為全球經濟主要中心地區，也受到嚴重的沖擊。2009年的歐債危機，引發了歐洲地區深層次的經濟與政治矛盾。隨著經濟面的惡化、社會對立加劇、難民危機和民粹運動的擴散，歐盟這棵大樹已然被撼動。其中的標志性事件，就是2016年英國舉行了脫歐公投，而多數英國人贊同脫離歐盟。擺在歐洲面前的還有烏克蘭危機、難民危機和恐怖主義的威脅，歐洲多國興起的平民主義和反全球化思潮對歐洲的穩定也產生著強烈的沖擊。令歐洲人感到欣慰的是，歐洲經濟出現了復興的跡象，這給全球暗淡的天空投下一抹亮色。

面臨重構的歐盟

從表面上看，英國舉行公投決定是否退出歐盟，是英國政府試圖利用脫歐議題施壓歐盟，以獲取利益的政治策劃。不料卻弄假成真，導致英國脫歐。因而，此事被視為極少發生、并難以預測的“黑天鵝”事件。

實際上，英國作為最早的西方發達國家之一，曾經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有力推動者和其中一個體系周期的帶頭人。在此時決定退出歐盟，選擇“英格蘭第一”，并不是孟浪之舉，而是在全球化面臨失序時，做出的退回國家堡壘的戰略性決定。這是全球化趨勢正在逆轉的標志性事件，體現大西洋體系正在進一步走向瓦解、歷史潮流正在改變的趨勢。

導致英國脫歐的根本原因，還是不斷深化的全球危機對原有全球化進程的持續沖擊。作為全球危機的一部分，中東、北非的地緣政治危機引發的難民潮，難民、移民問題沖擊著英國安全與就業市場。而歐盟經濟不景氣、歐債危機頻發，使沒有加入歐元區的英國不能在經濟上與歐洲抱團取暖，卻要承擔更多的責任。英國人用選票表達了對此輪全球化的失望，體現了他們對危機將危及自身的擔心甚至是恐懼。

其實，并不是只有英國人擔心，希臘、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的民眾和部分政治家也表達了脫離歐盟的意愿。歐洲右翼勢力的興起，平民主義和保守主義成為當今社會的重要思想潮流，馬麗娜·勒龐認為世界已經進入了“本國第一”的時代，她以“法蘭西第一”作為競選總統的口號，并承諾如果當選將退出歐盟。盡管現在看來，愿意留在歐盟的馬克龍當選了法國總統，使歐盟度過了一次解體的風險。然而，在今天的歐洲，脫歐現象已經不是難得一見的黑天鵝，而是全球化寒冬降臨時，從樹上飄落的枯葉。

英國決定脫歐，無疑是對歐盟的直接沖擊，這已經使歐洲國家數十年一體化進程遭受重創。然而，在歐共體發展中一直伴隨著各種危機，歐洲一體化卻總能化險為夷，在跌跌撞撞中前進。這種讓人嘆為觀止的歐洲韌性，不僅來自政治家本身和歐洲民眾對一體化的強烈愿望，也出自歐洲所創造的諸多制度性工具，而起決定性作用的則是歐洲的基本生存環境。

在資本全球積累的背景下，經典的歐洲式民族國家體系無法與龐大的洲際國家進行利益博弈。歐洲要在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立足，就必須超越主權民族國家體系的束縛，創造出更大規模、更適應時代要求的新型組織，形成更強大的體系性競爭力去與大陸型的洲際國家競爭。如果說，建立主權民族國家，曾經是保障歐洲發展的歷史性選擇。那么，今天建立統一的大歐洲，則是歐洲國家適應全球競爭趨勢做出的新選擇。

“歐盟：走向聯邦還是分裂？”是2013年歐洲布魯塞爾智庫第四次對話的主題。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對此的看法很清晰：歐盟需要努力從民族國家走向聯邦制。在他看來，聯邦制度是權力在中央政府和獲得選民支持政治實體之間進行分配的一個政府體系。所以聯邦制既尋求聯合，也承認對自治尊重與協調。今天歐盟已經有一系列不可否認的聯邦制元素：以提升歐洲整體利益為責任的超越國家的歐盟委員會、直選的歐洲議會、獨立央行，還有法律效力在各國之上的法院。所有些機構具有超越國家的權力，并且還在不斷擴大。

在危機的沖擊下，歐洲一體化無疑會面臨新的嚴峻考驗，也可能會出現一些國家繼續脫離歐盟，甚至歐盟有可能解體，沒有統一財政基礎的歐元也面臨著生存的危機。但可以肯定的是，歐洲一體化進程不會就此中止，還將在全球危機壓力下曲折前行。即便出現歐盟解體、歐元區瓦解的極端情況，歐洲一體化還會以“馬克經濟圈”“地中海經濟圈”的方式延續，并將會重新回到更適應新時代要求的歐共體新框架之下。

再次統一的歐洲不再僅僅是個經濟圈，也不只是政治同盟，甚至也不是歐洲人夢寐以求的歐羅巴共和國，而是新形態的歐洲人共同體，成為全體歐洲人在人類共同體中的立足之地和精神家園。

注釋：

[1] T. R.里德：《歐羅巴共和國》，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頁。

[2] 卡列維·霍爾斯蒂：《和平與戰爭——1648—1989年的武裝沖突與國際秩序》（王浦劬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頁。

[3] 卡列維·霍爾斯蒂：《和平與戰爭——1648—1989年的武裝沖突與國際秩序》，第37頁。

[4] 瑪利亞·格拉齊婭·梅吉奧尼：《歐洲統一，賢哲之夢》（陳寶順、沈亦緣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第頁。

[5] 吳弦：《歐洲經濟圈——形成、發展與前景》，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7頁。

摘自《三居其一》作者：王湘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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